从大数据看新中国70年出版成就与发展历程（下）

 □杜大力 赵玉山 邢自兴

　

　　图10 2004—2018年我国图书版权引进国家和地区占比情况

　　图11 2004—2018年我国图书版权输出国家和地区占比情况

　　图12 1949—1966年全国图书出版品种数量情况

　　图13 1965—1977年全国图书出版品种数量情况

　　图14 1976—2012年全国图书出版品种数量情况

　　图15 2011—2018年全国图书出版品种数量情况

　　图16 1949—2018年有关“改革开放”研究的图书出版情况

　　图17 1987—2018年有关“一国两制”研究的图书出版情况

　　图18 1992—2018年有关“中国道路”研究的图书出版情况

 

 从版权交流的对象来看，2004年，我国引进图书版权主要以发达国家为主，其中美国占比40.52%，英国占比20.22%，德国占比5.02%，法国占比3.12%。到了2018年，美国占比呈现出不断的下降趋势，为30.07%；英国占比20.64%；德国占比5.25%；法国占比6.04%；日本占比上升明显，版权引进国家和地区表现出明显的多元化趋势。（见图10）

 值得关注的还有小语种版权，输出增长较快。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图书版权输出基本局限于周边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以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及日本、韩国、东南亚华人文化圈为主。2004年以后，向欧美发达国家图书版权输出的力度明显加大，“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丝路书香工程”等重大工程实施以来效果明显，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进一步加强了我国与相关国家的文化交流合作。2018年统计显示，我国版权输出对象中，美国占比8.39%、韩国占比4.71%、英国占比4.38%、俄罗斯占比4.16%、德国占比4.00%、日本占比3.75%、新加坡占比3.07%、法国占比2.24%、加拿大占比0.95%，其他国家占比达45.88%，向我国港澳台地区输出图书版权为18.48%。版权输出国家和地区呈现出明显的多元态势，特别是小语种版权贸易增长较快。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翻译成蒙古语、越南语、泰语等多种语言，《双赢的未来：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经济》被翻译成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土耳其语，《中国梦与中国道路》被翻译成印地语、僧伽罗语、乌尔都语等，中国故事、中国道路、中国文化在全球的影响力逐步扩大。（见图11）

 新中国成立70年图书出版的发展历程

 经过70年的长足发展，我国图书出版在规模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在质量和影响上正在日益优化、不断提高。出版产业服务国家整体发展大局的能力明显增强。回顾70年来的成就及经验，大致可以分为奠基时期、停滞时期、改革开放时期、新时期4个发展阶段。

 1.第一阶段：奠基时期（1949—1966）

 1949年至1957年，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出版事业体系初步建立起来，出版物的生产与人民群众的需求之间的矛盾得到一定缓解，出版事业在国家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全国出版品种数量增长显著，1957年，全国出版图书27571种，是1950年的2.26倍，年平均增长率为28%。

 1958年至1960年，受来自“左”的思潮的干扰，全国开展极“左”路线的“大跃进”运动，浮夸风盛行，出版工作受到明显的影响，1958年全国出版图书45495种，是1957年的1.65倍。在此期间，学术著作日益减少，文艺作品中公式化、概念化现象日见其多，对外国当代学术思潮、文学流派的介绍几乎绝迹。

 1961年，中共中央提出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后，出版系统认真贯彻，情况逐步好转，到1965年，出版事业从机构到体制，从基础设施到队伍建设，都取得显著成绩。1965年全国出版图书品种基本与1955年相当。（见图12）

 这一时期，是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建设奠基时期。一大批社会主义的国营出版机构成立，品种数量、印数迅速增长，内容结构不断丰富，质量日益提高。同时，也是新中国出版事业的探索期，从1957年开始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出版工作在获得很大成就的同时，也经历了一些曲折和反复，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2.第二阶段：停滞时期（1966—1976）

 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出版业也不能幸免。据统计，到1971年，全国出版社从1964年的87家减少到46家，职工总数减少为“文革”前的一半。出版机构和出版队伍建设遭受破坏，导致出版业受到极大损害。大批图书被批判为“封、资、修”的“毒草”或封存或销毁，书刊品种锐减，结构失衡。全国出版图书从1965年的20143种骤减到1967年的2925种，出现了严重的“书荒”。（见图13）

 这一时期，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特殊时期，也是出版事业发展的特殊时期。出版机构减少、人才队伍流失、出版品种单调，出版业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发展和建设遭到了重大的挫折。

 3.第三阶段：改革开放时期（1976—2012）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出版业也进入复苏与发展的新时期。出版行政管理制度逐步得到恢复与健全，各地相应建立新闻出版局，逐步理顺和加强了对出版业的管理，出版经营管理体制改革逐步展开，书报刊等出版单位由事业单位到实行企业管理，从单纯的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并逐渐实行经济核算、自负盈亏。

 1976年全年图书出版量仅有12842种，随着改革开放，图书出版量呈现出指数级增长，1988年全年图书出版量为65961种，1998年全年图书出版量为130613种，2008年全年图书出版量为274123种，2012年全年图书出版量为414005种。（见图14）

 这一时期，出版业的生产快速恢复和提高，出版物从品种到数量急剧增加，扭转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书荒”局面，有力地支持了改革开放政策，促进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4.第四阶段：新时期（2012年至今）

 2012年11月8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报告中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事业”等内容。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明确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等目标任务。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下，出版业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发展，《深化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等一系列顶层设计文件陆续出台。

 这一期间，出版的品种数量在保持稳步持续的趋势下，进入了结构优化调整的新时期。（见图15）图书结构调整既是新时代社会发展主要矛盾调整对出版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出版产业面对新媒体技术的自身应对的逻辑变革。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期待和向往正在从物质层面日益上升为精神文化层面，出版物的消费也已经度过“书荒”、满足了市场的基本阅读需求，正在从内容、载体、渠道、方式上面临着全面提升的时代机遇。

 总体看，当前图书出版已进入了调整优化的新时代，产业规模将会继续保持强劲增长的态势，出版品种在基本稳定前提下会更加丰富、出版载体将会逐步多样，阅读方式也必将向移动终端转移，传统出版业正在进入深度变革时期，我国也必将从出版大国迈向出版强国。

 新中国成立70年图书出版见证的重大主题

 70年来，我国的图书出版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同节奏、共命运、有担当、履责任，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智力支持和强大的精神保障，见证和参与了国家发展重要时刻与历史变革。限于本文篇幅和数据统计范围，我们从700多万条书目数据中，重点选取了书名和数据标引字段中包含“改革开放”“一国两制”“中国道路”这三个代表共和国发展重要命题的主题词，举例说明出版业服务国家大局的庄严使命。

 1.“改革开放”主题服务。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坚持改革开放，是我们的强国之路；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些都是党和人民的高度共识。

 有关改革开放的研究图书最早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58年，累计研究“改革开放”的图书有353种；1978年改革开放后，到1988年改革开放10周年之际，有了初步意识和成果，出版成果677种；在1998年改革开放20周年之际形成一定规模，出版成果6124种；在2008年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出现明显高潮并产生一批质量较高的成果，出版成果26697种；在2018年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研究更加深入，出版成果109862种，仅2018年就有16104种涉及“改革开放”的研究图书出版。（见图16）

 2.“一国两制”主题服务。

 一国两制是我国为实现国家和平统一而提出的基本国策，是指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自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构想以来，至今已有近40年。在这近40年里，国内外学者对这一战略构想研究热情始终不衰，出版了不少图书，有助于人们对有关“一国两制”问题的各种研究进行全面的思考。近5年来，出版的有关“一国两制”的图书基本在200种以上，2014年《“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进一步推动“一国两制”的研究和宣传，出版图书264种。（见图17）

 3.“中国道路”主题服务。

 随着我国国家综合实力的迅速提升，中国的发展模式越来越受到世界的关注与研究，“中国道路”这一概念也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自1992年有“中国道路”的相关研究，2007年开始显著增多，2012年之后，“中国道路”的研究深入到内涵、特殊性、如何建设等理论层面，出版了“中国道路丛书”、《中国道路能为世界贡献什么》、《中国道路的世界贡献》等优秀图书。2013年出版211种，2014年出版178种，2015年出版198种，2016年出版182种，2017年出版198种，2018年出版202种，年均都在150种以上。（见图18）

 结语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家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文化建设和文化传播基础行业和内容核心的新闻出版业，担负着建设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光荣使命和历史重任。

 图书出版业伴随共和国共同经历了70年的风雨历程，特别是经历了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之后，已经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封闭到开放、从“书荒”到“书海”的重大转变，在探索与实践中曲折前行，不断成熟壮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新时代在党的领导下，出版业在既往基础上，又开始了见证和反映中国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广大出版工作者将认真总结70年的宝贵经验，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个效益”相统一，坚持改革创新。图书出版要发挥内容资源优势，运用先进科技，加强媒体融合探索，加快转型升级，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作者单位：中国版本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科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