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工委：发挥集群优势 弘扬传统文化

这不是古工委第一次集体发声。作为行业协会，自2008年成立起，古工委就被赋予“充分发挥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在古籍保护、古籍出版规划工作中的协调、组织作用”“充分发挥在古籍出版单位改革发展中的促进作用”“充分发挥与政府行政管理部门之间的沟通、桥梁作用”“充分发挥中介组织的管理和维权作用”的责任。如今，古工委成员单位已成为我国古籍出版的重要力量。

古工委的雏形来自于一次业务研讨会。1986年，齐鲁书社承办的全国古籍出版工作研讨会在山东烟台召开。对于这一全国古籍出版同仁的首次聚会，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曾任齐鲁书社社长的宫晓卫记忆犹新。

据宫晓卫回忆，1981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发出后，地方专业古籍出版社纷纷建立，这使古籍出版呈现出崭新面貌。同时也产生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新兴的地方古籍出版社从业人员基本没有从事传统文化类图书出版的成熟经验，相关工作如何开展，书稿编辑需注意哪些问题，经营如何运作等，都成为当时各古籍出版社新掌门人急于了解、学习的内容。于是，同行间坐到一起交流思想的想法油然而生。

此次研讨会如大家所愿，参会的古籍出版社负责人普遍感觉到同行间相互交流信息、加强横向联合、扩大彼此合作、研讨解决问题、集体发声的必要性。此后，一年一次召开古籍出版社碰头会，以“古联会”的名义不约而同地固定下来。

2008年，经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原新闻出版总署、民政部批准，“古联会”正式成为中国版协下属的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如今，古工委成员单位已由当初的16家发展至40家。

“加入古工委后受益良多。”广陵书社总编辑曾学文告诉《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一是古工委成员单位联系密切，交流频繁，大家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特别是每年举办的社长年会，常邀请古籍办和中国版协的领导出席讲话，对于行业的发展和出版社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二是能充分利用古工委统一宣传平台《古籍新书报》等，推广成员单位的重点图书。三是古工委秘书处不定期编发工作简报，交流工作信息。四是邀请古工委的专家来社里给编辑讲课，传授相关知识，分享编辑经验，对于年轻编辑的成长有积极作用。五是古工委成员不分大社小社，一律平等对待，相互支持，氛围很好。”

广陵书社的体会在古工委成员单位中具有普遍性。回顾古工委从雏形到正式成立后的30余年里，做中华古籍的传承者、阐释者、传播者，始终是其成员单位的共同理念。这种理念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古籍出版物遭遇市场挑战也没有削弱。守正创新不仅使多数古籍出版社逐步走出市场困境，而且还探索出适应市场化条件下的双效俱佳的生存模式。

据中华书局副总编辑张继海介绍，20世纪90年代，中华书局一方面把主要精力放在专业古籍整理出版，另一方面积极抓普及类古籍选题出版，至今有影响力的“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便是那时诞生的。在此基础上，“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中华经典藏书”“传世经典文白对照”早已是中华书局的另三个支柱性产品，其中“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年发货码洋超1亿元，已经成为普通读者亲近和阅读古籍的首选版本。

2002年，历经8年、终告完成的《续修四库全书》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标志性出版物。亲历者之一、现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高克勤说，199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专门成立以影印出版《续修四库全书》为主的编辑室。《续修四库全书》问世后，其学术价值和出版质量得到了学术界和出版界的肯定，2003年荣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

2014年出版的《杜甫全集校注》，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众多古代文学典籍整理的标志性成果之一，历经36个春秋，为杜甫作品的整理研究出版树立了一个新的重要里程碑。该书先后荣获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提名奖、第二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国学成果奖、首届宋云彬古籍整理奖图书奖等。

1997年至2005年，凤凰出版社出版的《全元文》共3000余万字，共计61册，先后荣获教育部第四届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首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提名奖，如今《全元文补编》出版已提上日程。该社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语言文字规范手册”系列读本，因配合国家“在各类学校，特别是中小学说好普通话，写好规范字”要求，销售数百万册，使出版社一举走出了多年经济上的困境。

上述几例仅是古工委成员单位发展历程中的鸿爪雪泥。“今天，站在古工委这个平台上，作为视古籍整理出版事业为无悔选择的出版人，我们自豪于40年来取得的辉煌古籍出版业绩，而不再计较曾经的艰辛。”宫晓卫感慨道。

统计显示，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古籍整理图书达4.5万种，其中改革开放40多年来出版的古籍整理图书占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总量的近90%，党的十八大以来出版的古籍整理图书占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总量的近30%。其中，既有《中华大藏经》《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中华再造善本》等大型出版工程，也有“二十四史”修订、各种文学体裁的断代总集、著名学者作家全集、重要出土文献整理、中国古籍总目等标志性古籍整理项目，还有以《湖湘文库》《江苏文库》为代表的规模庞大的地方文献综合整理出版。需提及的是，这些古籍整理出版成就大多数来自古工委成员单位。

2013年，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发布的91种向全国推荐优秀古籍整理图书和2021年发布的40种经典古籍及179个优秀整理版本中，出版者也大都是古工委成员单位。

“必须充分肯定行业联合独具的价值和作用。”宫晓卫认为，从古工委协助配合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制定以及相关会议的组织、承办，筹办古籍整理出版成果展览，围绕古籍整理作品的版权保护、参与《著作权法》研讨，组织对外出访和加强对外合作交流，协办古籍编辑培训班等工作中，可以看出集体建言献策、表达行业心声，对古籍出版事业稳步发展、出版队伍日益壮大、行业声誉不断提高，均有着积极的正面推动作用。

做好新时代古籍工作，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保存、继承和发扬，出版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诞生于《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发布背景下的古工委，将深入学习贯彻落实《意见》重要精神，深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加强古籍抢救保护、整理研究和出版利用，为促进古籍事业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