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古铸今，让中华文脉世代传承

我国保存有多少古籍？据2007年开启的“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最新普查显示，仅汉文古籍就有3000万册左右。面对汗牛充栋、种类繁多的古籍，新中国古籍出版工作者青灯枯烛，筚路蓝缕，大道行之，矢志不渝，已整理出版4万多种古籍图书。这其中，不乏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标志性成果。

比如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再比如《中华大藏经》《续修四库全书》《中华再造善本》《中华大典》《中国古籍总目》等国家级大型出版工程，还有以《安徽古籍丛书》《湖湘文库》《江苏文库》为代表的规模庞大的地方文献综合整理出版硕果。不仅如此，在民文、宗教、中医、科技、出土文献等领域，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者推出的一批又一批出版成果同样可圈可点。

这些令人瞩目的成绩，与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密切相关。1981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是推动新中国古籍事业迈入新阶段的纲领性文件。40年来，在《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引领下，我国古籍工作统筹布局逐步优化，体制机制不断完善，古籍保护整理出版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古籍工作成果数量和质量大幅提升，古籍精品力作不断涌现，普及推广工作成效显著，人才队伍稳步发展。

时光越过40年，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再次迈入新阶段。今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意见》对古籍保护、古籍研究、古籍整理、古籍出版、古籍普及和古籍数字化等各个环节的具体指导，对于做好古籍工作，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大意义。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

为完成这一重要嘱托，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者以做中华古籍的传承者、阐释者、传播者为己任，认真回顾并总结《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发布40年来取得的成果与宝贵经验，以实际行动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的深刻内涵贯彻落实到实处。

2022年是古籍出版重镇中华书局建立110周年。早在20世纪80年代前，中华书局却是我国古籍出版的“孤独者”。当时，它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原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78年年初改名）、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并称为古籍出版“两家半”单位。

真正使古籍出版业态发生转变、推进全国古籍出版业实现新跨越、走上蓬勃发展之路，是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以及随之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召开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等一系列实际举措。

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宫晓卫认为，在此系列举措下，除齐鲁书社于1979年年初成立较早外，岳麓书社、巴蜀书社、中州古籍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今凤凰出版社）、浙江古籍出版社、黄山书社、天津古籍出版社、三秦出版社、吉林文史出版社等，都次第涌现于1982年至1985年间。

“这些地方专业古籍出版社的相继成立，壮大了古籍专业出版队伍，增强了古籍出版实力，彻底改变了古籍专业出版只在京、沪两大城市开展的局面。如今，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成员单位达40家，所涉区域遍布全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成为全国古籍出版的主体力量。”宫晓卫说。

由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再到目前以专业古籍出版社为主体，其他出版社积极参与，与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古籍小组）和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古籍办）的领导和支持密切相关。

资料显示，40年来古籍小组带领全国古籍整理出版界深入贯彻落实《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精神，完成了6个古籍规划的历史使命。其中，2012年7月颁布实施的《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聚焦基础性古籍、出土文献、古代社会档案、海外古籍等重点方向，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其中，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和《古本戏曲丛刊》《文选旧注辑存》《文献通考》《杜甫全集校注》《李太白全集校注》等一大批重大项目的问世，社会反响强烈；旅顺博物馆藏甲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岳麓书院藏秦简、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等一大批重要成果的出版，有力地推动了相关学术研究；徽州文书、清水江文书、鄱阳湖区契约文书、四川南部县衙档案、江南机器制造局档案等一批经济、政治、科技、社会档案的刊布，为学界提供了第一手研究资料。

目前，古籍小组正组织编制古籍工作中长期规划。这个规划将与新时代古籍工作发展要求相适应，覆盖古籍工作全领域，突出全流程、立体式、多层次、分门类的特色，引领下一阶段古籍工作全面发展和统筹布局。

2013年，历时20年编纂的《中国古籍总目》经、史、子、集、丛5部26卷由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首次摸清了我国古籍家底，被学者誉为打开了“从事古籍保护整理研究出版工作的一扇大门”。

在这扇大门里，可以寻找到丰富多彩的古籍整理出版硕果。

2019年，国家民委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牵头编纂，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国家级重点文化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收录了我国55个少数民族及古代民族文献典籍、碑刻铭文、口传资料等现存古籍目录和内容提要，被誉为中国少数民族的“四库全书总目”。

国家民委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业务处处长杨硕介绍说，《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于1997年立项，先后被列入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重点文化项目，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保护和弘扬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在中医古籍整理出版方面，也是鸿篇巨制不断涌现。2019年出版的《中医方剂大辞典》是继宋代《太平圣惠方》和《圣济总录》、明代《普济方》之后，又一次由政府组织编纂、汇集历代方剂成果的医方巨著。该书的出版发行，成为有史以来最完整的方剂学典籍，受到学术界的肯定和推崇，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

40年来，出版社自主整理出版的中医古籍图书也引人关注。比如，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的《明清中医临证小丛书》、人民卫生出版社的《中医临床必读丛书》、中医古籍出版社的《中医古籍名著文库》、华夏出版社的《历代中医名著文库》、科学出版社的《历代中医名著精华丛书》、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的《中医古籍临证必读丛书》、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的《近代中医珍本集》、学苑出版社的《中医古籍校注释译丛书》、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的《黄帝内经注释丛书》等。

在农业古籍整理出版领域，中国农业出版社是重镇。该社自1981年至今，整理出版的农业古籍有160多种。其中，《齐民要术校释》（第一版）、《中国古代耕织图》、《齐民要术校释》（第二版）等受到学界好评。《司牧安骥集校释》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齐民要术校释》（第一版）和《授时通考校注》还分获1995年和1998年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

在总结经验方面，中国农业出版社编审穆祥桐、农村经济与管理出版分社（农业古籍整理出版中心）副社长孙鸣凤认为，农业古籍整理出版必须在选题上狠下功夫，尽量选择好的版本整理出版，此外注意扩大整理范围。这实为全体古籍整理出版人共同的宝贵经验。

古籍专业人才是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繁荣发展的关键。40年来，在《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指引下，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人才队伍建设由少到多再到日益壮大。

这其中，古籍小组积极倡导古籍编辑的项目培训制、导师培养制，发挥老专家的指导和示范作用，调动中年专家的积极性，自2001年以来举办19期全国古籍整理出版编辑培训班，已培训出一支700人的古籍整理出版编辑队伍。

在高校，统计显示，1983年至今全国高校古典文献专业共招收本科生约2700人，已毕业走上工作岗位的有2500余人。招收硕士生6000余人、博士生近2000人，其中已经毕业走上工作岗位的硕士生6000余人、博士生1800余人。

以项目带动人才培养，开创了中医古籍整理新局面。来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信息显示，“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能力建设项目”“《中华医藏》编纂出版项目”等重大项目的实施，让老中青三代学者得以传帮带，此举为中医古籍整理、中医文化与学术传承提供了重要的人才储备，中医药古籍整理研究人才匮乏的状况大为改观。

走进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那里是我国古籍藏量最大、品种最全、质量最精的文献收藏与服务机构，馆藏古籍特藏近300万册（件）。截至2021年7月，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共举办古籍普查、修复、编目、数字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广等各类培训班225期，学员超过1万人次，涵盖全国近2000家古籍存藏单位，全国古籍修复人员数量从14年前的不足100人发展到将近1000人。

做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除政策因素和大的社会环境外，关键看人才。对于出版社来说，更重要的是古籍编辑人才。中华书局副总编辑张继海认为，一个优秀的成熟的古籍出版编辑，至少要在十几部乃至几十部古籍整理书稿上“滚”过，而这正是编辑积累经验、拓宽学识和眼界的过程。在张继海看来，优秀古籍出版编辑是古籍出版社的支柱和核心竞争力，关系着古籍整理质量的好坏，其作用体现在多个方面，而其中的书稿加工又最为关键，即在某些古籍的具体整理上，编辑的作用甚至大过整理者。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要立足中国大地，讲好中华文明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这是当代中国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伟大征程上的召唤。

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表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坚持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立足国情，立足当代，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努力按中央指示精神及古籍整理研究事业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办事，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好古籍整理研究与人才培养工作继续奋斗。

国家民委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表示，在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和国家民委党组的正确领导下，将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行动指南，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认真贯彻落实《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稳步实施《全国少数民族古籍工作“十四五”规划》，积极推动少数民族古籍工作有效融入全国古籍工作总体布局，充分发挥少数民族古籍工作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的重要作用。

中医古籍整理出版界表示，未来的中医古籍整理事业，将围绕中医药古籍文献抢救、整理、研究、利用，建设出土医药文献文物保护与研究平台、中医药古籍数字化平台，以及聚焦中医药古籍保护与整理人才培养等方面积极展开，以期为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农业古籍整理出版人表示，在坚持和加强传统农业古籍出版的同时，做好新时代农业古籍数字化工作，融合资源、重塑品牌，打好基础、储备长远，积智聚力、服务当代，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应有的贡献。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认真梳理先贤留存的文化遗产，深入发掘古代历史文化中蕴含的精髓，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与思想能源，正在成为新时代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者新的责任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