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整书到碎片，阅读无处不在

 

 看起来简单的阅读，从来都不是件小事儿，小到个人修养，大到国民素质，都与它息息相关。对于65年来的阅读变迁，新闻出版人最直接的感受是——

　　□本报记者 王玉梅
　　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显示，阅读率上升了，可我们身边的人怎么看书少了？新中国成立65年来，我们的阅读发生了哪些变化？作为直接服务读者的文化工作者，新闻出版人感触最深。
　　从“书荒”到“大爆炸”
　　“现在的孩子很难想象，我上三年级才读到第一本课外书，是从叔叔那儿借来的一本小说。”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至今还记得，自己人生的第一本课外书，是抗战题材小说《迎春花》。除了《毛主席语录》，那时，每个家庭都极少存书，图书馆的书也被封起。到下乡时，黄书元才偷偷读了在知青中秘密流传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我的大学》，那时，这些书早已被翻得破烂不堪。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整个国家都没有多少书可读，读书难的情况普遍存在。黄书元说：“1977年恢复高考后，一股全民读书潮迅速兴起。出版社一出书，书店门口就排起大长队，很快书就被抢购一空。”彼时，全国只有大约100家出版社，受“文革”影响，很多出版单位处于停滞状态，年出书只有1万多种，不到1956年的一半。
　　“书荒”持续了很长时间。黄书元说，当时出版业提倡多出书、出好书，就是为了解决书荒问题，尽量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80年代中期，黄书元在安徽一家出版社工作，社里为了调动编辑多看稿的积极性，搞了一次改革，采取在一年内除了保证四五十万字的任务量外，多看的稿件给“超编费”的做法，很多编辑加班加点看稿。1988年，陕西省妇联创办了新杂志《女友》，第一期就卖了20万册。很多出版人感叹，那是出版物发行的黄金时代，随便一本书、一本杂志，销量就能过万。
　　和黄书元相比，几十年后的今天，媒体人刘梅的女儿悦悦要幸运得多。她的烦恼不是没书读，而是每天晚上选哪一本书陪她入眠——尽管刚上幼儿园，她已经有几十种绘本、故事书等各类读物，装满了书柜的一整层。
　　小悦悦的选择困难，也同样出现在很多读者身上。今天，站在任何一个城市的大型书城内，我们都可以找到上万种图书。1987年，我国图书出版社数量增至415家，1997年为528家，在国家严格控制新增出版社的背景下，图书出版种类迅速增长。到2013年，全国出版新书已达44.4万种。与此同时，1915种报纸、9877种杂志，以及数以万计的网站、微博、自媒体公众账号，每天有大量的信息被生产和传播，出版物大爆炸的时代正式来临。当然，选择难也随之而来。
　　从读者适应到适应读者
　　这几天，女友传媒集团上上下下都在忙着一件喜庆的事儿——10月3日，将有100多对新人在西安参加汉式集体婚礼，《女友》是这项活动的策划者、承办方，今年已是第五届。“这是我们搭建的一个与读者交流的平台，也是创新经营的一个具体体现。”集团董事长唐文华感慨地说，一本杂志打天下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你不考虑读者，读者一定会抛弃你。
　　“如果从现在往前看，你会发现，读者的阅读习惯一直在变，而且变化很大。”唐文华说，现在，读者对文化产品的需求、对自身阅读体验的要求都提高了，出版商也必须做出相应的改变。
　　过去的近30年中，《女友》经历过两次“大变”。创刊时，杂志社同仁走上街头、走近专家学者，征求刊名、内容，办了一次征稿大赛。1988年，凭着彩色人物封面、高质量原创内容，《女友》一亮相就一炮打响。从1993年开始，用了3年多时间，杂志大幅改版，成为国内第一家采用国际大开本的刊物，全彩印刷亦使读者的阅读体验大幅提升。此后，在栏目、内容、图片方面不断调整，使杂志成功转型为一个既服务读者，又服务广告客户，进而能推荐产品的女性媒体。
　　两年后，《女友》适应潮流，开始出版上下半月刊，继而“变一为四”（即校园版、家园版、花园版、亲子版），这次读者细分使其内容和广告的投放更加精准。唐文华说：“我们今天能在‘寒冬’中保持发展，主要依赖这几次变化，《女友》的变化和创新是常态，唯一不变的是永远以读者为中心，不断贴近读者的阅读需求，满足读者的阅读体验。”现在，《女友》有自己的网站、微信客户端，与电视台、电台也有合作，只要读者喜欢的内容获取方式，他们都在尝试。
　　“以前我们出什么书，读者就看什么书。现在要更多地考虑读者，要把他们的需求体现在出版物的各个环节上。”黄书元说。的确，生活、工作节奏如此之快，还会有那么多人抱着马列原著仔细研读吗？怎样能让读者最快吃透党的思想理论并用其指导行动？人民出版社在研究，并且作出了调整。比如，图书内容更加好读，更适应现代人的快节奏生活；成立信息部，从多种渠道收集读者反馈，及时与编辑沟通并设计数字产品；开发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资源数据库，把过去出版的相关内容都放进去碎片化，进行重新整合，等等。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近10年来，随着由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的转变，加之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传统出版业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从从业者自身的觉醒与行动，到政府部门对转型发展的强力推动，过程看似缓慢，有时也可能走了弯路，但确实每天都在变化，并且逐渐走向理性。
　　从出版商到内容提供商
　　资深出版人陈德回来了。他在2014年1月1日写下的《我离开出版业的这一年》曾经在出版圈里小小地流行了一下，那些关于出走与逃离传统出版业、如何拥抱新媒体的段落，引起不少人的思考。2013年，感受不到工作激情的他离开了从事了十几年的传统出版业，参与创办了一家互联网公司。现在，带着“用互联网思维改造传统媒体”的野心，他来到一家出版行业的专业报纸就职。
　　“70后”的陈德还保留着买书的习惯。最近两三年，他每年花在买书上的钱至少在5000元以上，几乎都是通过网上书店购买。与此同时，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他和时下年轻人一样，也变成了典型的“手机阅读控”，每天在睡前、起床后、上下班途中、吃饭时，甚至会议间隙都会频繁地通过手机阅读，尤其是通过社会化媒体阅读。而这类阅读，更多表现为碎片化阅读，在“80后”“90后”群体中，碎片化阅读的数量已经远远超过对传统纸书的阅读数量，纸书阅读似乎成了一种奢侈品。
　　出版业将往何处去？现在，这个新的问题正前所未有地困扰着出版业。“再过几年，如果数字化颠覆了过去的教育方式，出版业肯定会受到很大影响。”黄书元认为，继报刊业“步入寒冬”后，出版业也要警醒，要适应新变化，尽快实现与新媒体的融合，以新的形式满足读者的需求。他希望媒体多多呼吁，引导青年一代多读书、深读书。
　　陈德说，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需要重新定义阅读、学习。但纸书自有魅力，电子书对纸质图书的冲击并不像原来想象的那么大，冲击主要表现在某些轻阅读门类上，出版商可以借助新载体更好地发展自己。
　　向内容提供商转型成为当下众多出版商的不二选择。“读者对优质内容的需求是永存的。将来，我们能否在市场上被读者需要，要看我们能提供什么样的内容。只要你能提供有分量、有责任、有深度，能够触及灵魂的内容，你就会永远不败。”唐文华告诉记者，《女友》未来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回归创业之初所提倡的深度阅读。人民出版社也在大力鼓励精品出版，在该社，对超出任务量的出书，编辑是要被扣除“资源占用费”的，他们希望以此推动编辑孜孜不倦地追求出好书、出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