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宗元：用“死抠”做精学术出版

 

 □本报记者 李国生

 “学术出版是我一生的事业，它不能带给我财富，也不会带给我显赫的地位，但它是学术发展和人类文化传承的桥梁，我愿意在这个领域执着守望。”这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中心主任杨宗元近日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采访时说的一段话。

 爱笑、直爽，这是杨宗元给记者的第一印象。在进入人大社的这17年里，她以特有的沉静坚守学术出版这块高地，以难得的“硬”钻研和“死”认真编纂出一大批高质量图书，并站上了首届中国十大“优秀出版编辑”的颁奖台。

 一套书做了十年
 杨宗元是2002年9月入职人大社的。当时，她正在自己的母校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刚一入社，社里就交给她一项艰巨的任务——编辑《康德著作全集》。

 《康德著作全集》是“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资金重点资助项目，全书共9卷400多万字，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秋零从德国科学院版直接翻译。康德著作历来以艰深著称，杨宗元接手这项任务后，与策划编辑李艳辉、外聘编辑李静韬通力合作，不仅作为责任编辑，努力改正书稿中存在的每一处错误，更把自己当作一个读者，在没有错误但觉得不好懂的地方都用铅笔加了批注，为李秋零教授润色译文提供参考。

 “这套书我前前后后做了10年。多少次加班到深夜，多少次因为书稿艰深而想放弃，但每次遇到困难都一再告诉自己：抓紧！抓紧！坚持！坚持！”杨宗元回忆道。

 十年磨一剑。《康德著作全集》出版后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获得了教育部第六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李秋零教授也因全集的翻译而获得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特别奖。

 “做学术出版，就要付得起辛苦，耐得住寂寞。”杨宗元的寥寥数语，道出了她的精神境界和理想追求。

 那几年，为了核对几个重要引文，杨宗元常常会钻进人大图书馆，一待就是一天。有时候，她还得跑到国家图书馆查阅资料。后来，她专门注册了超星数字图书馆、中国知网账号，同时自己花数千元配齐了马恩全集、选集，列宁全集、选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文集，以及“二十四史”、“儒家十三经”等经典的电子版，为查找引文提供了方便，也大大节约了时间。

 让作者从不满到感佩

 “她这个人太认真，有时候你会觉得她认真过了头，特别是对书稿文字的‘死抠’。”杨宗元的一位同事这样告诉记者。正是杨宗元的“死抠”，铸就了一系列的高质量作品，也铸就了3项国家级大奖、20多项国家级项目、15项省部级奖项的业绩。

 杨宗元常和同事们说的一句话是：“无论你在哪个岗位，无论出书的压力有多大，要始终把图书质量放在第一位。”

 《中国的儒学统治》是一本揭示古代统治阶级与儒学关系的论著。该书原稿是著名历史学家刘绪贻上世纪40年代在美国出版的硕士论文，2006年，已93岁高龄的刘绪贻将该书从英文翻译成中文出版。在交给人大社书稿时，刘绪贻先生自己已经将译文认真审读过，他认为编辑不必花太大的功夫。

 但杨宗元拿到《中国的儒学统治》书稿后，与校对一起连续奋战一个多月，认认真真地编辑、校对。刘绪贻先生听说后，打电话给杨宗元，认为这是对他的不信任，是对他的撰稿、审读水平的不尊重。

 杨宗元耐心给刘老解释，“您等等，我们发给您的疑问表，您看看再说”。结果，当老人通过电子邮件认真阅读了包括十几处问题的疑问表后，知道杨宗元纠正了他多年都没发现的错误，十分感激，给杨宗元发邮件表示“深为感佩”。

 《马克思的复仇》是2006年人大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中的一本。由于译稿质量存在一些问题，责任编辑在编辑过程中不断提出疑问，请负责终审的杨宗元解决。但杨宗元终审时发现，该书稿仍然有很多译错之处。她一一列举，撰写出1万多字的终审意见，对译稿中的难句、重要名词的翻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不仅如此，杨宗元认为译稿中存在的问题很可能是由于译者的专业背景造成的，果断地建议策划编辑请“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的主编郑一明校译。经过郑一明校译，保证了该书的出版质量。

 用制度流程保质量

 “怎样才能做出高质量的图书？对于出版社和编审人员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心里有读者，时刻以读者为中心。”杨宗元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是人大社的重点出版项目，共计14卷20册，书稿内容艰深、涉及面较广，且编辑出版时间紧、人手少，怎么办？杨宗元首先想到的就是必须保证流程顺畅。20册书稿，要录入，要三审三校，每一次审校之后要退改，要让每一位编辑手上都有稿子，每一个环节都有稿子在运转，不窝工。为了达到这个要求，她将全部书稿分为4个批次，根据已有的人员配备，按出书时间要求倒推工作流程的时间安排，排演了很多次，定下了详细的工作计划表。杨宗元每天都紧紧盯着每一个流程的进度，出现问题立即寻求解决方案。她还制定了专门针对这套书的繁简转化的规则、异体字统一的原则等技术规范，按时且保质保量完成了出版任务。

 整部文集最难的《甲骨卷》的下卷以及《甲骨索引》由杨宗元任责编，其难度可以用这卷中的造字数量来体现。这一卷造字1万多个，但甲骨文总共才1000多个，也就是说，同一个字排版厂造出了不同的字形，因为造的字无法用电脑的查找功能来查找，所以单是解决由于排版工人不懂得甲骨文而造成的同一个字不同字形的问题，她就付出了极为艰辛的劳动。最终，解决的书稿中的疑难问题不计其数，而且改正了很多台湾版留下的错误。

 《蒯因著作集》、《吴晗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名家文丛”、“国学系列教材”……在很多重大项目的工作中，杨宗元统筹安排，兢兢业业，出色地完成了各项编辑任务。

 带领“小伙伴”飞得更高

 2012年起，杨宗元开始担任人大社学术出版中心主任兼哲学策划编辑，肩负起了管理的重任。

 7年来，杨宗元秉持出版具有文明传承和文化积累价值的学术精品的目标，带领学术出版中心共完成国家出版基金项目122项、古籍资助项目2项、后期资助项目7项、社科成果文库3项。2018年，学术出版中心的发货码洋比2012年累计增长72%。

 十几年来，杨宗元负责过很多图书的终审。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力求在终审中尽可能地消灭复审遗留的文字错误。她曾经将自己所作的“终审及质量检查记录”与质检科所进行的质量检查结果进行比较，不断总结经验，提高自己的文字处理能力。有一年，经杨宗元复终审的书稿共质检了12部，其中零差错的为8部，达67%。

 杨宗元还特别注重带好新编辑。在培训编辑的过程中，她不仅注重培训他们的编辑业务能力，更注重培训他们的管理意识，教会他们管理自己的书稿流程。在终审完每一部书稿后，她都会就书稿中存在的问题一一和编辑沟通，在编辑书稿过程中互相学习，不断提高业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