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建社《通告》看人民出版社的初心

 □陈鹏鸣

 当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正在全党开展，党员干部在回顾初心中牢记初心与使命。作为党创办的第一家出版单位，人民出版社的建社初心与使命是什么呢？

 从刊登在1921年9月1日《新青年》第九卷第五号上的《人民出版社通告》（以下简称《通告》）里可以找到答案：“近年来新主义新学说盛行，研究的人渐渐多了，本社同人为供给此项要求起见，特刊行各种重要书籍，以资同志诸君之研究。本社出版品的性质，在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潮势底迟速，一面为信仰不坚者祛除根本上的疑惑，一面和海内外同志图谋精神上的团结。各书或编或译，都经严加选择，内容务求确实，文章务求畅达，这一点同仁相信必能满足读者底要求。”从这则《通告》中，我们可以看出4条要求。

 人民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从人民出版社的命名上可见一斑。

 据学者研究，“人民”一词在中国古代典籍中虽然早已有之，但词意指的是“人类、百姓”或“糊涂无知的人”。20世纪一二十年代，“人民”一词逐渐演变为拥有发表意见、参与政治等社会权利的新主体，一些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开始将其纳入阶级分析的维度中，但总体上说，“人民”一词使用的频次不高。

 党的一大所通过的党章中虽未提及“人民”一词，但不到两个月，党就通告全国组建人民出版社。以“人民”二字命名自己的出版单位，体现了为人民服务的要求。另外，以“出版社”命名出版单位实为开先河之举，近代出版机构多以“书局”“书社”“印书馆”等命名，受其影响，此后的出版单位多以出版社命名。

 1951年2月，毛泽东主席为重建仅两个月的人民出版社题写社名。自建社以来，人民出版社秉持“为人民出好书”的理念，出版了一批批深受读者喜爱的优秀图书，满足了广大人民的文化需求。

 指示新潮

 《通告》里所说的新潮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初入中国，只是众多西方思潮中的一种，能够意识到这是社会发展新潮并欣然接受的人其实并不太多，参加党的一大会议的只有13人，代表全国50余名党员。这则《通告》正文之后，列有计划翻译出版“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等书目。

 1921年11月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中明确要求：“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7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20种以上。”由于当时环境十分险恶，条件非常艰苦，实际出版的有《工钱劳动与资本》（即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袁让译）等图书10多种。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日渐深入人心，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认识逐步深化，人民出版社紧随时代潮流，不断推出“指示新潮”方向的图书。

 1926年，广州新青年社以“人民出版社”名义，出版了时任党的总书记陈独秀《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1931年至1932年，河北保定“北方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数十种图书；1938年，延安解放社以“人民出版社”及“陕西·人民出版社”名义，出版《毛泽东论中日战争》；1945年，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的“联合生产部”以“人民出版社”名义，出版“人民丛刊”4种，以“重庆人民出版社”名义出版爱波斯坦《毛泽东印象》；1949年，解放社再度以“人民出版社”名义出版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1950年，中央在决定重建人民出版社的决定里明确规定：人民出版社以出版马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译著等为主，性质上是国家的政治读物专业出版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民出版社与时俱进，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出版了一大批学习宣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经典著作。

 可以说，建社98年来，人民出版社始终紧紧跟随党的思想理论的创新步伐，引领时代潮流，不断推出一批又一批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将科学思想传播到千家万户。

 祛疑惑谋团结

 鸦片战争以后，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无数仁人志士开眼看世界，东西方各种社会思潮如雨后春笋般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科学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保守主义、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等，各式各样的新主义新学说，在中国各有其信徒和拥趸。

 众多思潮中，马克思主义只是其中之一，当时并未为社会大众普遍接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作为一个新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宣传好马克思主义是一大代表们的重要任务。

 因此，《通告》指出建立人民出版社的两个目的：一是帮助信仰不够坚定的人“祛除根本上的疑惑”，二是促进海内外同志“精神上的团结”。

 在党的领导下，人民出版社的出版物凝聚了读者的共识，激发起读者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为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理论支持和精神支撑。

 两个“务求”

 “内容务求确实，文章务求畅达”，体现了对出版物内容准确和可读性的质量要求。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初次出版时，因为印刷工人的错误，封面排成《共党产宣言》，直到9月再版时这个错误才得以改正。《通告》里的两个“务求”，体现了对出版质量的坚守和承诺。

 1950年，中央对人民出版社提出新要求：“人民出版社为国家首要的出版机关，必须以很认真与负责的态度为人民服务；必须保证出版物内容上与形式上一定高度的水平；必须密切配合每个时期的政治任务与政策要求；必须努力发动和培养各方面的著作力量。”这4个“必须”的要求是对两个“务求”承诺的继承和发扬。

 为保证出版质量，社内专设与编辑部门并列的校对部门和专职校对人员。在《毛泽东选集》等经典著作的出版过程中，人民出版社继承传统的编辑校对方法，并加以创新发展，如在全国首创“三审三校”制度，在继承折校、读校方法的同时，又创造出“倒校”方法，从校样的尾字开始向首字方向逐字校对，从而避免了阅读习惯和思维定式的影响，最终实现《毛泽东选集》等经典著作零差错，创造了出版史上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时至今日，每逢重大出版项目，人民出版社就从全社范围内抽调不同专业的几十位资深编审，组建编辑工作小组，大家从各自的专业角度对书稿从内容到史实，从文字到标点，反复审读，提出疑问，经共同研究之后确定是否修改、怎样修改。正是有了十几个编次甚至几十个编次的努力以及众多校对人员的严谨校对，重点图书的质量才得以确保。

 《通告》里的这4条要求就是党建立人民出版社的初心，也是当代出版人应该肩负的使命。新形势下，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为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系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