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中心
今天,国家荣誉授予忠诚的新闻出版人 ——走近部分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的业界老同志
发布时间:2019.09.30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作者:雷萌 阅读:102次
邓蜀生
是战地记者,是资深编审,也是美国史研究专家。对新闻工作,他说:“新闻记者是个了不起的工作,可大可小。”作为资深编审,他谦称是“半路出家”。
薛德震
52年从事出版事业,初心不改,集中精力做好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工作。他说:“做出版,内心要爱书、爱读书,有一种激情。”
张惠卿
参与编辑出版500余种马列著作,严谨是他的工作准则。他说:“书出得好,我们就跟书分不开了、浑然一体了,这就是缘分。”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在1949年以前参加革命,将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共和国的伟大事业,铸就起党和国家事业的宏伟丰碑……
70年过去了,祖国没有忘记他们。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作为中国共产党最早创立的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8位老同志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其中,黄书元同志作为全国抗震救灾模范荣获奖章,其他27位老同志都是在1949年以前参加革命工作,都曾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事业挥洒青春热血,又在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兢兢业业、默默奉献。
9月26日,《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先后到获得纪念章的邓蜀生、薛德震两位老同志家中进行了采访,并对远在上海的张惠卿同志进行了电话采访。他们是人民出版社乃至整个新闻出版界获此殊荣的代表。
邓蜀生:从战地到史林
上午9点,记者一行来到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邓蜀生家里时,96岁的邓老早早等待、起身迎接。
“短短几年内得了两个奖牌,一个是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一个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我心里特别高兴。”得知记者此访的目的,邓蜀生谦和地说,“很多和我一起的人都先走了,他们的故事比我多得多。”
邓蜀生是战地记者出身。他曾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了《从缅北到缅中》等战地通讯名篇,成为研究中国远征军的重要史料。为了采访,他曾翻越中缅边境的野人山。他回忆说:“1944年时,日本人战火已经比较弱了,各山之间展开炮战,我们在一个山头,日本残余部队在另一个山头,好几次和危险擦肩而过。”
抗战胜利后,邓蜀生先后在重庆及上海《新民报》《新民晚报》《新闻报》等任记者。
1950年,邓蜀生从上海被派到新华社军事组。朝鲜战争一爆发,他就去了抗美援朝战场,加入了新华社在朝鲜成立的由3名记者组成的志愿军总分社。“由于制空权全部在美国人手里,物资运不进来,整天吃的是高粱米。”尽管条件艰苦,邓蜀生在防空洞里写出了他的第一本书《震撼世界的朝鲜人民解放战争》。
对于记者职业,邓蜀生谦虚地说:“新闻记者是个了不起的工作,可大可小。没有什么经验可传授,只有一条,就是要抓新闻,要特别敏感。”
从朝鲜战场回国后,他被派到中宣部办的《时事手册》,这个小册子当时发行达300多万份,人民出版社接手领导后,邓蜀生也于1961年调进人民出版社,此后一直在人民出版社外国历史组工作。
除了是资深编审,邓蜀生还是学界公认的美国史研究专家,对此,他谦称自己是“半路出家”。他主持编辑、策划和责任编辑的有影响的著作有《美国内战史》《美国通史简编》《美国对外政策史》,特别是历时24年的6卷本《美国通史》等。此外,《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中文版、《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等也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薛德震:一生做好一件事
上午10点15分,当记者一行来到87岁的薛德震家里,他特意将刚刚获得的纪念章装在精致的盒子里,放在客厅桌子上。
1947年4月,15岁的薛德震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党在苏北解放区的最高领导机关华中工委设有宣传部,其下领导的新华书店、报社需要工作人员,就到解放区的学校去招考。还在读中学的薛德震报了名,被录取进入华中新华书店工作。
薛德震告诉记者,新华书店那时出书、出杂志,其中有宣传党的政策主张的通俗政治读物,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也出小说、诗歌等文艺读物。
1949年4月,新华书店作为后方机关跟着解放军部队渡江。薛德震先到无锡的苏南新华书店工作,1951年被调到刚刚在上海成立的新华书店华东总分店编辑部。
时隔近70年,薛德震仍为承担《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印制发行任务感到自豪。他说,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将书稿编好后,非常隆重地交给人民出版社出版,面世后各地群众踊跃购买。他告诉记者,那时工人根据原稿排版,按照书的开本浇成一块一块的铅版,进行出版印刷。
1954年,薛德震被上海人民出版社选送到中央党校学习,1956年毕业后留在人民出版社工作,直至1999年离休。上世纪60年代,按照中越两国政府签署的文化合作协议,他还担任过越南外文出版社中文专家。
从15岁在家乡苏北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薛德震一生与人民的出版事业紧密相连。他深情地说:“我热爱人民的出版事业,在52年中,集中精力做好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校对、编辑、出版、发行的服务与管理工作,离休后才全身心地投入著述活动。我的著述活动是围绕着‘人的哲学和哲学的人’这个主题展开的,是研究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问题的,力图对这些问题作出哲学的解释和说明。自己在工作中则努力践行之,做一个独立思考、有头脑的人。”
52年,薛德震初心不改。他说:“做出版,内心要爱书、爱读书,有一种激情。”
张惠卿:参与出版500种马列著作
下午3点,记者如约拨通张惠卿上海家中的电话,电话那端,95岁的张老声音洪亮、思路清晰。1937年年底,13岁的张惠卿刚刚小学毕业,家乡浙江海宁硖石镇被日本侵略者侵占。张惠卿语气悲愤地说:“我亲眼目睹日本侵略者残杀我们同胞,亲耳听到严刑逼供的惨叫声,还透过门缝看到日本人拖着血肉模糊的尸体从我家门口经过。我们全家天天处在惊恐之中,我深感当亡国奴的悲哀。”
张惠卿全家逃难到上海后,在贫民窟里求生。他干过报童、小贩,当学徒、当工人,同时靠上夜校和自学求取知识,并接触进步思想。1944年10月,他跟党取得联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抗日活动。
张惠卿清楚地记得,1945年6月,他被日寇抓进日本的沪南宪兵队,受到了灌水、火烫、毒打等多种酷刑,但他咬紧牙关未吐露一个字。日本宪兵队没能从他和一起被捕的同伴那里获得任何口供,再加之日本侵略者很快就投降了,他们得以死里逃生。日寇投降后,经组织批准,他于1946年4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从事对抗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地下工作,直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
新中国成立前,张惠卿学过俄文。新中国成立后,懂俄文的人较少,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给他分配工作时提出两个选择项,一是到上海外事处做苏联侨民的工作,二是到华东新华书店做俄文的书稿翻译审稿工作。喜欢做文字工作的他选择了后者,就到了华东新华书店编辑部工作。1953年,他被调到北京,在人民出版社工作,主要负责马列著作和外国政治学术著作的编辑工作。
张惠卿在人民出版社参与了各类马列原著(包括全集、选集、书信集、专题文集、单行本等)的出版全过程,共计500多种,1.4亿多字,印行1.9亿多册。谈到这些经典著作,张惠卿如数家珍。“最早出的是《列宁全集》,一共出了两版,第一版39卷,第二版60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是4卷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是50卷本,除了苏联以外,我国是出版马列著作最多的国家。”
采访中,张惠卿提到吴国英、林穗芳、王以铸等一起共事的老编辑的名字。他认为:“新编辑最应向老编辑学习的就是‘严谨’二字。”主持工作时,他向大家提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审稿和加工一定要严格慎重,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错过。
“我本身就很喜欢这个工作、喜欢书,书中都是知识,知识就是力量。书出得好,我们就跟书分不开了、浑然一体了,这就是缘分。”张惠卿这样形容做出版的心境。他告诉记者,尽管现在年龄大了,看书有时不太方便,但他还是经常要看看书。
精彩的人生故事还有很多,记者没有直接采访到的纪念章获得者、百岁抗战老兵殷国秀同志,早在1939年,她就在重庆生活书店编辑部担任校对文书。抗战时期,她的战斗脚步遍及重庆、香港、广东、广西、上海、安徽等地。抗战胜利后,她先后在山东《大众日报》、山东新华书店、华东新华书店、华东人民出版社工作。鲜为人知的是,山东解放区曾经也有过一份《新华文摘》,由山东新华书店编辑出版,从1945年11月创刊到1949年3月停刊,总计出版38期。当时主持编辑此刊和担任编辑的人中,就有殷国秀和她的丈夫、出版家叶籁士等人。尽管这份刊物和现在的《新华文摘》只是同名的两种杂志,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从中看到中国共产党人一贯的出版传统、出版精神与出版思想,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出版的手段实现对中华民族的历史重任担当。
这些老同志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几十年来对党和人民绝对忠诚,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兢兢业业,他们见证和亲历共和国70年来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他们的故事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生动素材。在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伟大历史时刻,让我们向他们献上最深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