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震宁：怎样学会做选题

 书同兄：

 国庆长假寒舍茶叙，不觉又有数日。那天闲聊，发现你比较急切地要讨教做选题的要诀，甚而至于——恕我开个玩笑——讨教的似乎不啻是要诀，差不多是秘诀，甚至是能一剑封喉的武侠秘笈。

 其实，出版业哪里有什么秘笈、秘诀！你想，100多年前，张元济主政商务印书馆，我国出版业还处在滥觞时期，他哪里有什么出版选题的要诀呢？张元济只有“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抱负，社会需要什么他就去做什么，于是就有了睁眼看世界的“世界文库”，有了我国第一部白话文的《新字典》。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开年陆费逵就带领中华书局出版《中华教科书》，那时候他一心追求的是弘扬共和思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1938年邹韬奋带领生活书店出版《抗战读本》《战时读本》，那时候他只有全力为了抗战和竭诚为读者服务的情怀。其实，做出版和文学创作一样，最重要的秘诀就是“言为心声，文如其人”，是出版人和作家的识见和襟怀。

 我当然还是要赞赏你对做选题的重视态度。做选题是出版一本书最先要做的一件事情，是出版社最基础的重要工作，选题计划甚至有可能决定着出版社未来的发展走向。你甫一进社就想弄懂这件事情，还处在试用期就想到要学会做选题，显得有追求、有担当，值得点赞。

 只是我不喜欢你说以后要成为一个“策划编辑”，同时也不太喜欢用“策划选题”这个说法。尽管这种说法其实很普遍。大约20世纪90年代，“策划”一词在出版业内出现，我也比较早地在漓江出版社成立了策划部。后来看到这个语词太过时髦，许多人张口闭口就是策划，我渐渐有了反感。

 语词的泛化会造成意义的叛逃，语词的滥用会造成审美的疲劳。为此我发表过一篇随笔《策划与泛策划》，批评出版业策划成分太重，使得内容生产受到轻视的现象。当时出版业内流行过一个说法，所谓：“一流编辑善策划，二流编辑善组稿，三流编辑只会编稿。”我很不以为然，曾经在论坛上和撰文时对此反诘过。我说：“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请问，钱钟书《谈艺录》《管锥编》的责任编辑周振甫既不善组稿，更不善策划，只是对书稿做了大量编辑工作，算得上几流编辑呢？”

 我的看法是，策划、组稿、编稿工作不分高下，都是一部好书出版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能在这些环节中发挥出一流水平的就是一流编辑；出版社可以有策划、组稿、编稿各环节平趟的一流编辑，也可以有在某个环节上表现出色的一流编辑。

 书同兄，你想想，钱钟书这种一流学者的著述并不需要咱们去搞什么策划、组稿，他更需要学问精深、做事周到的编辑来帮助把关、订正、梳理，其实，一流的作者最欢迎像周振甫这样的能帮助他处理书稿的编辑。正出于这种种认知，我不赞成你把自己的职业目标定在“策划编辑”上。

 然而，选题还是要好好去做的。

 我喜欢用“做选题”的说法来替代“策划选题”一词。因为，前面说过了，有些选题不是咱们出版社的编辑策划得了的。也许“做选题”的含义要宽泛一些，务实一些。

 图书编辑做选题，最常见的是到作者中去做。

 到作者中去做选题，首先要有耐心和毅力。一般情况下，比较成熟的作者写什么、怎么写，自然有自己的一番冲动、构思、折腾，往往并不需要编辑去饶舌。我们做编辑的只要耐心地保持着与他们的联系，让他们感觉得到有一个忠诚的编辑在等待就好。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深编辑何启治就是等了近20年，才等来了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原总经理董秀玉向杨绛先生约稿后，也是等了6年才等来了长篇散文《我们仨》。

 当然，也有作者是需要编辑帮助的，编辑不能缺位。评上2017年度“中国好书”的《梦与真——许渊冲自述》，是年逾94岁的翻译家许渊冲给河南文艺出版社撰写的一部自述。尽管其中有文化名家为出版社和作者之间搭建了组稿的桥梁，可年轻的编辑不敢掉以轻心，抓紧上网查阅学习许渊冲的资料，买了老人家的很多著译来拜读，很快与大翻译家建立起了通畅交流的关系，好像还很得老人家的喜欢。老人撰写回忆录，最容易出现偏差和模糊，书中提及的大量人名、地名、机构名、时间、职务、书名、文章名等，编辑都跟在后面一一去做核实订正工作。可以说，94岁的老人能在两年多时间里写下20多万字的回忆录，没有责任编辑的协助是难以想象的。

 更难以想象的是，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出版的《一百个孩子的中国梦》，是第十四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获奖作品，全书50万字，据说作家董宏猷只花了半年多时间写就。可事实上是出版社派出的编辑小团队为作家提供了许多配合，查资料、搜信息、补充采风素材，以至于作家本人都感叹如果没有这支编辑的“梦之队”，半年多能写出那么多文字是不可想象的。

 到作者中去做选题，还要注意，这常常是广种薄收的过程。从写作的规律看，杰作总是少数。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广泛联系作者。试想，倘若没有广泛的播种，又如何能收获到那些少数杰作呢？法国著名的伽利玛出版社号称他们合作的作者已经构成了法国文学的半壁江山：著名作家普鲁斯特、纪德、萨特、加缪等人都是他们的作者，法国人得了14次诺贝尔文学奖，其中6次是伽利玛出版社的作者，此外他们的作者还获得过数十种法国文学大奖。

 然而，你不会想到，这个社的掌门人加斯东·伽利玛却认为他最重要的经验是要告诫新来的同事：“我们的职业最重要的是要知道如何退稿。”这就是说，为了提高出版社的出版水平，编辑一定要学会退稿。够狠心了吧？记得有作家说过：“如何把文章写好？很简单，去掉不好的。”做出版跟写文章总是一个道理。为此，我们到作者中去做选题，一要热情联络，二要耐心等待，三要慧眼识宝，四要当退则退。热情与理性，缺一不可。

 图书编辑做选题，最直接的做法就是根据社会需求来组织选题。

 前面说到张元济、陆费逵、邹韬奋等中华民族文化先贤是这么做的，现在很多出版社也是这么做的。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就是编辑敏锐发现要在当前形势下有针对性地回答国际社会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领导中国取得伟大成就”这一世纪之问组织出版的。《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则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根据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需要组织出版的。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一带一路’协同发展研究丛书”和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的《“一带一路”青少年普及读本》显然都是根据国家大局发展需要设计出来的选题。

 还有，化学工业出版社的《控制工程手册》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这个选题就是两位编辑通过调研走访，发现用户的广泛需求，然后邀约著名院士带领编写小组合作而成。电子工业出版社的《安全简史》被评为2017年度“中国好书”，也是编辑针对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国内外信息安全事件频发的现象，邀约一流专家作者撰写而成。

 书同兄，图书编辑做选题，自然还有许多做法可资借鉴，明天就要上班了，这会儿就不一一去讲了。我以为最重要的还是上面提到的两种做法，一是到作者中去，一是根据社会需求。前者是服务于作者，后者是服务于读者，不用说，这是我们出版工作的两个基本点。当然，还有一个基本点也不能忘记，那就是出版社已经形成的内容特色、经营特点和社会认知度，是编辑们做新选题时不能不认真考量的又一个基本点。你作为一个新编辑，可千万要记住这一点，最好不要弄出下车伊始哇啦哇啦的尴尬出来，对吧？

 专此。顺颂

 文祺！

 

　　聂震宁

　　2019年10月7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