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国际出版合作发展报告》(第二卷)出版,该书建议—— 跨领域协调行动 实现差异化交往

发布时间:2020.12.15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作者:刘蓓蓓      阅读:138次

 □本报记者 刘蓓蓓

2019年,我国有273家机构与79个“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出版机构在图书出版方面建立了联系。2016年我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版权贸易总量为3808项,2019年达到11282项……这些数据,来自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组织编写、中国书籍出版社近日出版的《“一带一路”国际出版合作发展报告》(第二卷)一书。

“去年第一卷出版后,有的出版社社长跟我说,这本书帮了他们走出去的忙了;有的高校老师也认为,这本书对研究帮助很大。”该报告主编、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魏玉山近日告诉《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出这个报告的目的就是为了指导国内出版界如何更好地服务“一带一路”倡议。

教育出版占多国市场重要地位

《“一带一路”国际出版合作发展报告》以国别为单位,介绍各国的文化相关政策法规、图书出版、报刊出版、数字出版、全民阅读等情况。去年出版的第一卷介绍了21个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情况,第二卷涉及12个国家和地区。

第二卷中这12个国家和地区政府机构对阅读普遍重视。比如葡萄牙政府于2006年发起了国家阅读十年计划,于2017年开始实施新的十年计划。相较发达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更倾向于先支持公共服务性质的阅读机构,对书店等个人消费型企业的资助相对较少。

尽管各国出版业特点和发展趋势存在较大差距,但报告认为,“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之间也存在一些重要的共同特点,即教育出版、少儿出版在这些国家出版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2018年意大利教育图书市场收入超过10亿欧元,约占整个出版市场收入的30%;保加利亚2018年教材与教辅类图书发行量总体占比超60%;印度教育图书在图书市场占比约70%。少儿类图书是意大利图书行业的优势领域,2018年少儿类图书销售量与销售额分别占图书市场总量的19.1%与24.5%,13家出版社出版了超过50%的童书。

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一带一路”国家出版业也产生了深远影响。2020年第二季度,意大利纸质图书业务估计损失收入1.34亿欧元。众多书展取消或缩减规模,切断了阿拉伯世界重要的图书销售渠道。

从盲目扎堆到开辟特色领域

近年来,我国出版业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出版合作范围增大,区域进一步拓展。魏玉山观察,在“一带一路”出版合作初期,曾出现盲目扎堆的状况。经过一段时期的摸索,这种状况日渐改观,各出版机构开始开辟符合各自特色的对外出版合作领域并逐步站稳脚跟。

针对重点地域,出版机构纷纷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比如中国出版集团、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等出版机构与阿拉伯多国均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基础,实现内容输出、实物出口、人员交流、团队本土化等较为多样的合作模式。

在走出去的图书类别中,主题图书是重中之重。魏玉山认为,亚洲及周边国家与我国地缘相近、文化相通,具备较好的合作基础,是我国开展“一带一路”主题出版合作的切入点和关键处。目前,我国走出去重点机构逐步在俄罗斯、保加利亚、埃及、罗马尼亚、马来西亚等国设立中国主题图书编辑部,密切主题出版合作,进一步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形成辐射效应。

文学、少儿版权合作,近年来不断深入。我国网络文学更受东南亚、非洲等国家读者欢迎,阅文等网络文学公司抓住这一契机进行输出,相关作品持续掀起中国网络小说的热潮。少儿出版除积极参加国际书展外,还通过举办国际性论坛、展览等活动,互动活跃。

出版业不能也不可单兵作战

我国出版业的对外交流合作,有着比发展出版业自身更高的诉求。对于下一步我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合作的建议,魏玉山认为,需在步调和行动上提高与国家总体目标、总体政策、总体布局的一致性,增强跨行业、跨领域的沟通合作。出版业只有与各对外交流合作领域协调行动,既不能也不可单兵作战,才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与我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已经超过130个,但这并不意味着与这些国家出版业的友好合作关系进入了保险箱。对出版机构来说,还要充分进行本土调研,规避地域风险,审慎开发新市场。比如阿尔及利亚对外国投资限制条件较多,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税收政策复杂且税赋较高,新闻出版有较为严格的审查制度;尼日利亚民族数量多、宗教问题复杂,贸易过程中出现政治风险、治安风险、行政管理风险、司法风险的可能性较大。魏玉山建议,要积极探讨实施一国一策,实现差异化交往。

报告还提到,要注重发挥重点国家、重点市场、重点企业的带动引领作用。“一带一路”国际出版合作不应是面向全部“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签署国的出版交流合作,不应是由我国出版业全部机构参与的对外出版交流合作,更不应是与众多区域影响力不够、出版领域不对口、经营管理经验不丰富的国外出版机构的合作。立足国内,行业主管部门需对重点单位给予重点支持,达到重点开拓的目标;面向国外,主管部门需借助众多落地项目产生的实际效果,客观评估、遴选本阶段要重点合作的国家和机构,重点开发的市场和领域,提升国际出版合作整体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