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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章红雨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这是继1981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后，中央又一次对古籍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在古籍出版界引起强烈反响。

古籍出版人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采访时纷纷表示，《意见》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贯重视，古籍出版界要抓住新的发展机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加强古籍抢救保护、整理研究和出版利用，促进古籍出版事业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力量。

古籍出版迎来又一春天

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名誉主任李岩说，《意见》将为新时代的古籍工作开拓新境界，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积极且十分重要的贡献。可以预见，随着人们对重大考古发现的热情关注，对《永乐大典》、“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中华版本传世工程等重大古籍出版项目的高度重视，古籍出版工作将迎来又一春天。

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宫晓卫说，初读《意见》，深感这是一份内容宏富却十分贴近实际，务实求真、可操作性强的文件。就古籍出版而言，《意见》明确了古籍工作的定位，除了可以廓清人们对古籍工作的认识，也会大大提高从业者的归属感，从而增强他们的行业信心和责任意识。此外，《意见》强调 “各地要结合实际完善古籍工作体制机制，加强省级古籍工作的统一领导和组织协调”，这一要求一经落实，即可解决许多专业古籍出版社长久以来对组织领导保障的期待。《意见》还指出了新时代古籍整理研究和出版的重点，为古籍出版单位提供了清晰的工作着力方向。相信《意见》必将引领古籍出版走进一个新的春天。

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高克勤说，《意见》指明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在新时代的工作思路和方法，既有总体要求、明确的指导思想、工作原则和主要目标，又有各项工作的具体操作要求，是新时代古籍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必将推动古籍工作在新时代取得新的更好更大的发展。

浙江古籍出版社社长王旭斌说，《意见》明确提及古籍整理出版的有多处。一是“加强古籍工作领导体制建设”，要求“各地要结合实际完善古籍工作体制机制，加强省级古籍工作的统一领导和组织协调”，也就是说，各个省级政府需考虑全面恢复或者建立古籍整理出版的领导小组。二是“强化古籍工作部门职责”，明确“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国家民委以及相关专业古籍出版单位承担其职责范围内的古籍保护、整理研究、编辑出版等工作，发挥古籍工作主阵地作用”，这是第一次将企业性质的古籍出版单位也视为“主阵地”，对古籍出版单位的自身角色定位提出了新的要求。三是“提升古籍整理研究和编辑出版能力”，指明了未来古籍出版的5个重点方向：传世文献系统性整理出版、基础古籍深度整理出版、出土文献整理研究成果出版、通代断代集成性整理出版、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整理出版，这为出版社的选题策划指明了方向。四是“加强古籍工作科学化规范化管理”，特别提到了“健全古籍公共服务、出版物、网络服务等质量检查制度”，这对出版社的古籍出版物提出了质量要求，未来可能会逐步加大古籍出版物的编校质量检查。五是“做好古籍普及传播”，提到“提高古籍普及出版质量，做好经典古籍精选精注精译精评”“支持整理出版单位开展古籍专题展览展示，鼓励古籍文创产品开发推广”，这为出版社的普及化和大众化之路提出了具体要求。六是“强化人才队伍建设”，提出“加强古籍专业出版队伍建设”“对主要承担古籍工作的国有文化企业加大社会效益考核占比，对国有文化企事业单位主要承担古籍重点项目的业务部门可不考核经济效益”，这为古籍出版企业减轻经济效益压力，轻装上阵，有利于古籍出版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相信在《意见》的指导下，中国的古籍事业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新时代的古籍出版事业也将迎来新的春天。

岳麓书社社长崔灿说，1981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正是在政策春风的吹拂下，岳麓书社于1982年春天应运而生。今天，《意见》又如一股浩荡的春风，为古籍出版事业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我们一定抓住机遇，更加努力地工作，做实做好“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这篇大文章，创造出无愧于新时代的新业绩。

崇文书局社长韩敏说，《意见》提出的古籍中长期规划、古籍整理、古籍普及推广、古籍重大项目、古籍数字化、古籍出版资助等内容都直接与出版工作相关。《意见》的落实，将给古籍出版带来很大变化：加强了古籍出版工作的领导、组织和规划，古籍出版工作将会良性有序发展；优化了古籍出版环境，古籍出版将更规范自律，注重质量，减少恶性竞争和低水平重复出版，追求高质量发展；激发了古籍出版活力，改善评价机制，作者提高了参与古籍图书编撰的积极性，整体提升选题和书稿质量。相信在《意见》的指导下，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的古籍出版将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牢记使命勇担时代重任

获悉《意见》即将发布，4月11日，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在第一时间给各成员单位发出了“收看收听”通知。4月12日，中国版协古工委再次向各成员单位发出“集中学习”的通知，并对今后学习贯彻落实《意见》制定具体而详细的时间表。

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主任徐俊说，我们要将党中央的新要求，放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来认识，这既是时代责任，又是发展机遇。中国版协古工委全体成员单位将全面深入地学习贯彻落实《意见》精神，让古籍出版工作承担历史责任，回应时代需求，推动新时代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高质量发展，书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华章。

高克勤表示，《意见》对从事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同仁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上海古籍出版社将按照《意见》的总体要求，提升古籍整理研究和编辑出版能力，继续做好整理研究和加强传世文献系统性整理出版，推进基础古籍深度整理出版，加快出土文献整理研究成果出版利用；推进古籍数字化，推进古籍专业数据库开发与利用。

凤凰出版社社长倪培翔说，凤凰社将组织全社员工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意见》的精神实质，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守望民族精神为己任，以出书、出人、出效益、出精神为文化追求，不忘初心，始终发挥古籍出版主阵地作用。

陕西三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支旭仲说，《意见》不仅对新时代古籍事业发展战略作出系统而完整的擘画，而且就繁荣发展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提出了切实而具体的指导意见，对古籍工作者长期期盼的如古籍学术评价等问题也作出了回应。“作为奋战在祖国西北的古籍出版工作者，我们将积极贯彻落实《意见》关于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要求，牢记使命，勇于担当作为，潜心做好古籍文献的整理传承出版工作，推出更多传世精品。”

广陵书社总编辑曾学文说，欣闻《意见》发布，我们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欣逢大好时机，必须奋发有为。“我们将认真学习领会《意见》的深刻内涵，将其作为今后编辑出版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切实贯彻执行。”

巴蜀书社社长林建说，巴蜀书社作为西南地区唯一一家古籍出版社，要把握好《意见》发布的新机遇，发挥古籍工作主阵地作用，加强与古籍存藏和整理研究机构的广泛合作，做好传世文献系统性整理出版、出土文献整理研究成果出版、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文献整理研究和译介出版以及古籍数字化、古籍普及传播等工作，发挥专业优势，立足西南地区，开发特色选题。

古籍出版由“高原”走向“高峰”

采访中，古籍出版人对《意见》提出的“提升古籍整理研究和编辑出版能力”“强化人才队伍建设”给予高度赞同，认为这一要求有助于古籍出版由“高原”向“高峰”发展。

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脉”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姜小青说，1981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极大地推动了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繁荣发展。40年后，中办、国办印发的《意见》更具有现实性、前瞻性，是新时代古籍工作纲领性文件，必将推动新时代古籍工作向更高层次、更高质量发展。

中华书局总编辑周绚隆说，《意见》非常有高度，出台也正当其时。比如《意见》提出的“提升古籍整理研究和编辑出版能力”，就特别有高度、有针对性。其中提出的“推进基础古籍深度整理出版”要求非常必要。“如果没有深度整理，若干年以后，未来的人看我们这一代人，觉得我们对文化的贡献力量是不够的。其中提出的‘深化古籍整理基础理论研究’，在我看来只有学术界和出版方两方合力，才能把古籍整理工作做好。可是，目前学术界由于考评体制等因素，导致学者精力过度地做理论性研究，而对于基础文献整理的重视度普遍不够。从此看，《意见》提出的‘提升古籍整理研究和编辑出版能力’，对于纠正上述现象的发生非常及时。”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社长魏崇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深切感受到党和国家对古籍工作的支持和推动力度越来越大，“古籍事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未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将在《意见》的引领下，总结《中华再造善本》《永乐大典》《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等一批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重要成果出版经验，推出更多更好的古籍出版新成果，为做好新时代古籍出版工作作出当代人的贡献。

倪培翔说，深厚的典籍文献积累，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牢固基础。加强中华传统文化典籍整理出版，挖掘其中的文化精神和当代价值，不断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吸引力、凝聚力、感召力，让中华优秀文化基因更多融入当代社会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是凤凰出版社的使命所在。

崔灿说，40余年来，岳麓书社以“曾左王魏”为代表，出版了大量的湖湘名人全集，借此奠定了岳麓书社在古籍整理出版领域的地位。面对新时代新机遇，岳麓人将以《意见》发布为契机，聚焦培根铸魂，做好古籍整理和学术文化板块的提质工程，立足湖湘古籍文献整理，积极策划和编辑出版一批“叫得响、立得住、传得开”的优秀项目。

《意见》提出“强化人才队伍建设”，抓住了推进古籍工作落实的根本。三晋出版社常务副总编辑莫晓东说，对古籍出版社而言，不断培养和储备优秀的古籍编辑，形成古籍编辑人才库，是古籍出版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这需要形成高校、社会与出版之间人才培养、科研项目、成果转化的联动机制，使得古籍专业编辑产生于高校、培养于出版社、反哺于高校和各科研机构的成果出版。这样的人才良性培养机制会扎扎实实地壮大、推进传统文化传承传播的出版工作的健康发展。

齐鲁书社社长昝亮说，《意见》坚持“两个结合”、深入推进“两创”要求，对于促进古籍事业繁荣发展意义重大。齐鲁书社将用好齐鲁文化资源丰富的优势，加强选题策划和专家评审论证，在多层次的古籍工作中长期规划和年度重点项目等方面勇于担当作为，以优质内容和呈现方式推进基础古籍深度整理出版和古籍文献通代断代集成性整理出版，努力在增强核心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上走向业界前列。

上海书画出版社社长王立翔说，《意见》提出“建立健全多层次规划体系，做好古籍分类分级保护和分类分层次整理出版”，这是古籍出版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十三五”以来，上海书画出版社通过对以书画为主体的艺术文献的不断规划和组织实施，已出版了一定数量的适应不同层次需求的艺术古籍出版项目，并有多项列入上一轮全国十年古籍规划和古籍出版基金资助。在《意见》的新要求下，上海书画出版社将进一步完善艺术文献出版的体系建设，加大力度构画和完成包括“中国书画基本丛书”、“历代书画名著译注丛书”、“书画名家年谱大系”、“书画文献资料丛刊”、《中国书画稿抄本集成》、《金石学稿抄本集成》等在内的不同层次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此外，将有针对性地做好艺术文献的整理研究和编辑出版，坚决反对低水平重复出版，遵循《意见》所要求的将艺术古籍的整理出版项目做成新的出版“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