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斌杰：展示改革成果释放出版活力

 

 □本报记者 章红雨 尹琨

 1月8日，2015北京图书订货会再次如约而至，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内又上演了一场书业盛宴。过去的2014年出版业经历了哪些变化？本届订货会对出版业发展的意义是什么？2015年又有哪些值得出版人关注的新趋势？带着这些问题，《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1月6日采访了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柳斌杰。

 改革带动出版业五大变化

 《中国新闻出版报》：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元年，也被称为媒体融合发展元年。您认为在此背景下出版业过去一年发生了哪些变化？

 柳斌杰：2014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意见》的出台，标志着中央全面深化宣传文化领域改革的决心更加坚定，方向更加明确。在这样的大前提下，出版业主要呈现出五方面的变化：

 改革进一步深化。中央对于文化体制改革，特别是出版体制改革进行了顶层设计。《深化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就5个重点方面的改革任务提出政策措施，并制定了23项具体措施，改革从单项突破转变为整体推进。经营性出版单位转企改制进一步深化，2014年，有1000多家报刊、音像电子、图书出版单位完成了转企改制任务。这说明出版业转企改制走向市场的改革任务基本完成。近几年出版业呈现稳定增长趋势，就是不靠政府靠市场，改革后的市场机制在起作用。政府进一步简政放权，给企业松绑，国务院先后取消下放14项新闻出版审批事项，并增加了很多支持发展的政策。企业兼并重组力度进一步加大。安徽出版集团、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等国有文化企业实现大幅度兼并重组，真正做到了跨地区、跨行业。出版业经理人制度开始实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后，一批出版单位已经聘用了懂经营、会管理的经理人，中国出版协会也开办了出版经理人培训班。国有企业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搞活人才资源，是经济市场化发展日趋成熟的标志。

 发展进一步强势。在2014年全国“文化企业30强”中，出版行业占据最多席位，表明出版企业仍是文化产业的主力军。出版类上市公司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势头。政府对实体书店给予了财政支持，实体书店在渡过难关的同时，在2014年实现全面增长。社会各种力量推动多功能阅读空间的大势已经形成。各种具有餐饮、购物功能的书吧、书城等文化公共场所，改变了传统的阅读模式。媒体融合发展启动。融合发展推动各种各样社会力量，突破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界限。出版产业整体呈现高速增长态势。产业总量、利润总量和市场消费都以近10%的速度增长，超过其他行业，显示出改革的巨大活力。

 精品进一步增加。主题出版更加丰富多彩。围绕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庆祝新中国成立65周年、纪念人大制度建立60周年，围绕国史、党史、军史、社会发展史的一系列主题出版物更加完善。“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已有2000多种重点项目基本完成，到今年“十二五”收官之年将全部完成。主旋律作品比较突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文件及学习辅导读物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等主题出版物在国内外均产生了巨大影响，也使中国主旋律能够通过市场进一步推广。走出去进一步扩大。巴金、茅盾、莫言、铁凝等人的作品在俄罗斯、英国等国家都有了出版计划。 2014年，习近平主席为斯里兰卡中国文化中心和科伦坡国际书展中国主宾国活动揭牌，提升了中国图书在南亚国家的影响力。出版回归学术极为自觉，学术精品越来越多。《大中华文库》系列以及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译林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华夏出版社等出版的学术精品图书，增强了我国图书的学术品位，为学者、教师、学生提供了专业图书。目前，我国一年出版新书20万种左右，基本接近美国的水平，加上再版书、重版书数量众多，使得整个图书市场非常丰富。

 核心价值观进一步高扬。2014年，出版界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的精神信念是通过读书逐渐了解和形成的，价值观的培育和养成要靠读书。出版业要长期在书中体现核心价值观的思想，使读者在读过这本书、这篇文章后能够产生浩然之气。

 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2014年，农家书屋建设进一步深化。中央通过长期的扶持政策，每年更新书目、增加新书，满足人民群众需要。基层也开展了农家书屋与图书馆联动等措施，扩大阅读范围。电子阅读、卫星数字农家书屋等实现了对偏远山区的覆盖。公共文化服务得到切实保障。《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标准》已经制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领域立法，《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文化产业促进法》等已经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规划。事实上，图书出版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国家的公共文化政策和全民读书活动。

 订货会激发出版业市场活力

 《中国新闻出版报》：今年是政府简政放权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不再作为北京图书订货会主办单位的第二年。北京图书订货会由中国出版协会和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联合主管主办，请您谈谈简政放权对协会自身发展的意义。

 柳斌杰：市场体系包括市场主体、作为市场中介的社会组织、消费者3个基本要素。政府是市场外的裁判，它不应是市场的主体。在深化改革的情况下，政府简政放权就是把市场主导权还给企业和中介，需要社会组织来承接政府分离出来的这部分任务。协会办展有两个特点：

 ——承担市场运行责任。根据我国近年来改革的方向，亟须培养社会组织作为政府和消费者之间的中介，承担社会市场运行的责任。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的政府改革十条意见中，其中一条就是凡是市场行为，都放给行业协会这样的市场中介组织来办，所以政府不再办经营性展会、展销、展览。

 ——减少行政色彩。协会办展会，企业单位就不会把展会当作政府摊派的任务，采取应付政府决策的办法。政府简政放权后，协会依法办会更加尊重市场规律，企业自愿参加，更加尊重参展企业的需求，更加便于企业和市场经销者对接。北京图书订货会市场目标非常明确，既展示图书出版的文化方向，也展示产品经营的前景，也因此成为图书业界三大盛会中成交量最高的展会。过去大家担心没有政府的行政命令，展会还能不能办好，事实证明协会办展会办得更好，参展企业更加踊跃、更加自觉、更加重视。

 《中国新闻出版报》：对于北京图书订货会，您一直主张以全面、开放、融合、市场化原则办会，这些关键词对行业发展的意义在哪里？

 柳斌杰：北京图书订货会举办27届是逐年不断演变的。今年的展会，对于行业发展的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全面开放，自愿参加。过去的图书订货会是几个出版集团做生意，发行体制也是由新华书店总代销，所以比较封闭。随着改革的发展，图书订货会为各种图书渠道提供公开竞争的场所。既要有主流的、国有的出版发行企业，也要有面向民营的公司、个体经营的书摊等，大家自愿来参加，同台竞争。

 ——市场选择，政府干预退出。市场的规则就是公平竞争。同样一本书，可以根据版式、价格、服务等按照需求选择不同的出版企业。不区分国有、民营，在市场交易这个平台上，大家都能公平参与，各自发挥优势。

 ——市场竞争活力增强。民营书业进入出版业，不仅活跃了市场，更撬动了国有出版原来“死水一潭”的局面。这两年，改革释放了国有、民营两股出版力量的积极性。国有出版企业通过体制改革、工资制度改革，活力大大加强。一些民营企业也通过引进掌握海外畅销书趋势的“海归”人才，策划编辑了一批引领国内畅销书潮流的精品。有实力的出版机构，在竞争中脱颖而出，那些躺在政府怀里“要奶吃”的出版机构，处境越来越不妙。

 ——市场融合，凸显产业融合。市场主体融合，市场要素融合，技术融合，产业链融合，大大提升了发展能力。对于传统与现代、老业态与新业态、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来说，都是协同创新、融合发展的新机遇。

 特殊管理股探索将备受关注

 《中国新闻出版报》：在互联网时代，有人认为图书交易在网上便可完成，但北京图书订货会的展位订购率连续多年增长。对这一现象，您怎么看？

 柳斌杰：北京图书订货会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订货会是体现业内总体实力的展会。出版业总体情况是一个出版社或一家书店不可能知道的，网络上也是看不到的。主要出版企业通过参展，整体展示当年能够提供的出版产品、数量、规模等，这种展示行业总体动态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订货会是行业交流的展会。出版企业可以通过论坛，以及其他双边、多边活动，得到专业交流，了解整个出版市场的动向，找到自己的位置、战场和竞争点。

 ——订货会是图书经销人员寻找货源的展会。对于民营书业来说，可以通过订货会平台选择当年要经营和代理的产品方向，因为他们带着市场信息，也能把这些信息传给出版社，这实际上是市场的信号。

 ——订货会是了解选题策划趋势的展会。对于一些学者和专业观众来说，能够通过这次展会，看到文化、学术等各个方面发展的态势，对于选题策划作用很大，一些选题就是这样出来的。

 对个体消费者来说，可以上网店，也可以去书店选择自己需要的书。虽然不一定要去订货会上选书，但是订货会文化信息量大、文化活动丰富多彩，普通读者也可去现场感受一下浓郁的文化氛围。

 《中国新闻出版报》：北京图书订货会被誉为中国出版风向标。您认为今年订货会上，行业会关注哪些新趋势、新举措？

 柳斌杰：每一次图书订货会都会预示出版业一整年的发展态势。今年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十二五”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等各项出版任务都要完成。2015北京图书订货会在引导出版业实现这些出版任务方面会起到推动作用。对于出版业来说，有两方面是值得关注的热点。

 一是关注“十三五”出版规划项目。今年要制定“十三五”出版规划项目，大家对此关注度很高。“十三五”期间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体制改革要基本到位，也就是说新闻出版的整个制度在“十三五”期间也要基本形成。从订货会上将能发现，整个行业对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未来制度的完善会非常关注。

 二是关注出版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出版业面临最主要的问题是转企改制完成后的股份制改造。如果这一步改造成功了，那么中国的出版企业就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利益共同体，前景光明。中央提出国有传媒转制企业可试点特殊管理股制度，这从体制上给了通道，既放开了经营，又保证了文化企业的方向。文化企业特殊管理股制度探索，将是今年出版企业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此外，国家文化政策问题、养老金并轨问题等，也会是今年出版业关心的热点。

 2015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元年。通过今年的北京图书订货会，可以看出文化市场越来越繁荣的面貌，以及文化管理越来越法制化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