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书林出席《文化创意产品与市场开发》图书出版座谈会

 □柳斌杰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独立、自强、复兴、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和命运，改变了世界革命力量、和平发展的趋势和格局，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借此机会，《中国出版年鉴》杂志社推出《新中国出版编年史》，回顾在中国共产党英明领导下新中国新闻出版70年来的发展历程，很有意义。首先是有政治意义。出版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集中反映，通过出版编年史认真梳理新中国发展的道路和成就，让事实说话，让成就说话，这是用我们新闻出版业自己的方式诠释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其次有行业意义。新闻出版事业发展，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十年“文革”、改革开放到现在，确实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很好地总结整个发展历程的经验，为下一步更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提供了借鉴。再次有历史意义。出版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之记录。中华民族延续几千年靠的就是出版传承文化血脉。从3000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以及周代的周易、诗经等开始，开启了中国文化的元典。然后，中国形成了用文字书写和完整出版记录历史的传统，一代代修史传世至今。中华文明没有中断，何以为证？主要就是在书上，这就是出版的贡献。我国历代均注重修史，修了二十四史。现在正在修订清史、民国史、新中国史，一直坚持往下走。我们出版就是为国家记录历史，为民族留住记忆。但是我们也要把出版史写好，出版史就是文化史。《中国出版年鉴》杂志社和各地版协、出版机构的同志，长期从事用出版记录中国的出版年轮，2018年曾组织编纂中国出版改革40年编年史，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做准备，在这个基础上又继续扩大，今年编纂出了《新中国出版编年史》。今天，当捧着这部600多万字的《新中国出版编年史》，我仿佛触摸到了当代新闻出版的温度，触摸到了新闻出版业用光辉成就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历史高度，触摸到了新闻出版业全景呈现的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继续作贡献的力度。

　　编年史是历史编纂的一种文体，与其他编纂形式是并行的。我国有编年史比较早，周朝一开始就有这样的传统。周平王东迁之后，完整的记事留史延续到春秋，那时就有了《春秋》这样一部编年史。编年史一类，最典型的是《春秋》和《资治通鉴》；另外一种历史编纂形式是司马迁的《史记》，分章、分篇，有传有记，把人和事件放在一起。我们的新中国也出版编年史，按照时间顺序编写出版史，这是很好的方法，很有时序感，帮助大家了解大事件和大事件之间的先后联系。

　　《中国出版年鉴》自1980年创刊以来，得到了大家的关心和支持，年年都出版，已经记录了每年的发展年轮。出版年鉴推出以后，资料性、权威性是很强的，高校研究和学生论文很多都引用了年鉴的数据，非常有价值。通过这个机会，把新中国出版全景式记录下来，非常有意义。这项工作也得到了各方大力支持，现在终于编出了这部高质量的出版编年史。粗翻一遍，大致有以下几个特色：

　　一是新中国新闻出版工作的实录。修史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为子孙后代留下记录。思想认识上一定要重视，既要与改革开放大局联系起来，要有很强的政治意识；又要尊重实事求是的历史规律，写在史上的东西一定要可靠。现在反过来看《史记》，有很多不太可靠，很多事情是道听途说的，由于是上古的传言，太史公也无法考证。过去有些出版史也不太可靠，这几年考古出土的竹简，证明了很多图书不可靠，考古和古籍出版工作遇到了很大的问题。新近发现的竹简主要是先秦两汉时期，比较真实的一些东西。比如两汉时期的竹简本《论语》只有十几篇，两汉以后出来的《论语》伪造了很多，借着孔老夫子说自己的想法。中国的历史，为什么会形成一个“六经我注、我注六经”的出版局面，这是中国文化专制主义所造成的。很多朝代，不让人讲话，没办法，当时的文人学士只能拿着老先生的东西去发挥，加上自己的私货，表达自己的意思。中国的图书分类，从九勾，到十三经，到四库，延续到清朝的《四库全书》，这么大量的出版工程，现在证明很多东西傍名人、假托之伪作不少，给研究者造成很大的麻烦。当今有这么好的条件，要把真实的历史记录下来，用事实、数字、案例说话，都要是可靠的。要观照现实，要讲古为今用，史为今用，不是纯粹的为史而史，而是为了下一步出版业的改革发展，助力于现实问题的解决。在这些方面，这部编年史可以说提供了新闻出版业真实的事迹，编入的材料一部分是出版机构直接提供，一部分是从权威报刊、图书资料查询，一部分是年鉴上发布的信息，总之是新中国出版工作的实录，是一部出版信史，为业内外提供很好的研究素材和线索。编年史对每一件事实、每一个案例，引用的数据、材料都要精选，力求做到真实、严谨、科学。治史必须有严谨的作风，写文章注入水分太多了，编史不能有水分。这一点中国出版界有这个好传统。

　　二是编纂方法有创新。《中国出版年鉴》1980年创刊至今已在改革开放中走过40个春秋。40年来，几代编辑尽心竭力，忠实记录了我国新闻出版事业改革开放、发展繁荣的历程，使它成为中国新闻出版发展的里程碑性的文献实录，也成为世界了解中国新闻出版业的一个重要窗口。同时，年鉴编辑们不断创新方法，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树立了出版行业的一个品牌。《中国出版年鉴》收集、鉴别、选取全行业当年最有价值的信息，编创了一部代表全行业的信息经典总汇。这部编年史是年鉴编创方法创新的具体体现。即编年与纪传方法结合，文论与史实并存，既有整体的概貌，又有个性的特色，在编年的框架下精当简略叙事，但又不平均使用笔墨，同时运用纪传的方法，把一些典型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和事详细叙述，人以事出，繁简结合，既突出史料价值，又增强了可读性。详细叙述的内容有这几个方面：每年召开的新闻出版局长会议，重大的出版工程和项目，为新闻出版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人物，产生重要影响的出版物，出版技术的进步，等等，这让人切实感觉到内容充实，血肉丰满。

　　三是记录史实全面。《中国出版年鉴》目前仍是出版业唯一一部综合性年鉴，它综合了图书出版、报纸出版、期刊出版、电子出版、数字出版、新闻传播、网络媒体、印刷复制、材料供应、出版物发行、版权工作、出版队伍建设与出版学教育、编校、设计、广告、出版史、各地出版情况等各个方面的信息，反映的是全国各地区、各行业的出版业发展，不是一城一地，是全行业的共同作品。我们业内各方面的信息、资料、大事件，在这部编年史中都能找到，可谓另一种形式的新闻出版百科史书。

　　其实，编年史也是年鉴的精编和总录。我们业内的刊物《中国出版年鉴》，留下了我国出版的全记忆，编辑部这几年在完成当年编辑出版工作任务之外，努力策划服务于党和国家大局的重大纪庆活动的项目，提出很多好的建议和意见，尽到一份光荣的责任，这种精神难能可贵。他们团结、培养了一批出版史的记录者，这部编年史就是全行业大协作、同心协力完成的一个大作品，还有浙江师范大学图书馆领导和同志们的精诚合作。我在祝贺这部编年史问世的同时，也向年鉴编辑部和所有关心支持这项工作的出版机构和所有参与工作的同志们表示衷心感谢！

　　新中国成立以来，新闻出版战线为国家文化建设、为国民教育、为广大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把这个历史真实记录下来，集结新中国出版的智慧，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也算是我们这代出版人对中国出版留下的永恒记忆。

　　中国出版在历史上是辉煌的，不但留下3000年的文化典籍，而且发明了印刷术和造纸术，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是文明人类所景仰的。在当今时代，中国出版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出版业，全球公认的出版大国，正在由大变强。在未来的30年中，中国出版还将是发展的黄金期，中华民族对人类新闻出版事业还会作出新的贡献。寄希望我们的出版业的新一代，继承中国出版的光荣传统，继续发扬团结奋斗精神，继续创造光荣业绩，把中国建成独一无二的出版强国，让中国文化引领世界文明，用我们的辉煌业绩续写中国新的出版编年史，续写人类的新文明。

　　（作者系第十二届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