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斌杰理事长在版协六届四次常务理事会上的讲话

 

去年四月离开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的岗位，但是出版业依然是我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一年来看望了不少出版单位，也听到许多集团老总、社长反映当前的一些困难、一些问题。利用这个机会，和同志们交换两方面的想法。
 

一、以国家治理的要求办好协会
 

我们这个协会应该说是出版行业里出版家、出版商的一个协会，按照国际通行的分法，就相当于出版业老总组成的商会。按照我国确定的目标，39个行业都要在几年内实行行业协会的管理体制，版协位列其中。所以上次换届的时候不仅换了人、也改了名称，由原来的属于党的群众工作体系的出版工作者协会，转变成行业协会，这是性质的变化。

作为行业协会，最主要的职能就是为会员服务，维护会员的权益。当前，改革已经进入到了构建国家治理体系的新阶段，党、政布局很全面，但社会组织发育不全，社会组织还不能成为国家治理的有效支撑。为此，国家将出台行业协会、学会、非盈利组织的条例，进一步改革社团登记管理制度，积极发育社会组织。所以说，协会工作越来越重要，不仅是行业组织，而且是将来国家治理的一个基础。相应的，我们的工作也要转变到行业规范、行业标准、行业评价、行业政策建议、行业活动协调上来，不能按原来的模式运行。这是大势，必须清楚。刚才听了2013年协会工作报告和今年的工作安排，大家都赞成，我再补充几点。

第一，要坚持依法办会、民主办会、科学办会，集中全行业的智慧为出版业的改革发展服务。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版协推动建立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受到民政部好评。目的就是要防止把协会搞成个体户，有章不循、有规不守，可有可无。这样的协会跟国外同类的协会组织不在一个档次。我国的行业协会，除了十多年前改革建立的钢铁协会、机械协会、轻工协会等切实转化为行业协会外，很多都还没有走上轨道。所以我们要坚持依法办会、民主办会、科学办会，推动版协走上规范发展的轨道，成为真正的行业协会。

第二，要积极创造条件，承接政府职能转变中剥离出来的社会职能。按照去年国务院批准的方案，新闻出版方面转变剥离的政府职能目前有四个方面的工作，我们要很好地承接起来。一是评比、评级、评奖、评选，全部交由协会和中介组织来做，协会首先要做好出版业的评估、评奖，评定出版业等级和专项技术，要建立一个标准的科学的行业规范。二是市场活动，内外的书展、书市，政府都不再办，由协会来办。国务院文件里明确写了由中国出版协会承担，这个工作我们要认真研究、做好。三是国际出版交流和合作，协会要发挥主渠道的作用。过去是政府走出去，人家走出去的是协会，我们走出去的是政府，人家的主体是企业，我们的主体是党政机关。而协会组织企业走出去，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市场活动。近平同志专门讲了，我们有些方式方法，要融通中外，贴近市场，这一点我们要很好地研究。四是行业政策的调研和建议。要代表行业企业积极提出行业发展建议。美国各个行业协会经常出席国会去作证，包括调整政策、报告情况。我们协会的这个作用还没有发挥出来。税收优惠政策、出版物的减税免税，不是行业提出的，而是政府提出来的，这就很奇怪。行业应该首先提出政策需求，再请政府来做调研，去权衡。我们协会要有这个意识，代表行业积极提出政策性建议。这是第二方面，就是要积极承接政府职能转变中剥离出来的工作，充实协会工作内容。

第三，要加强行业权益的维护。要尽快成立维权部，完善法律顾问制度，积极维护行业权益。依法治国在不断深入，党的主张通过法律的程序变成国家意志，改革强调要先立法、后改革，经过法律程序推动全国执行，走上现代法治社会制度。在这种情况下，行业维权就成为一个协会必须做好的、很重要的职能工作。现在单个出版社、单个企业在维护权益方面势单力薄，要通过协会来整合力量、加强维权。

第四，要加强行业自律。协会的重要职能就是行业自律。我们管理体制是党的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自主经营，这是我们总体的管理平台。外国行业协会这方面做得很硬，如果有一个单位不遵守行业规范，就可能在这个行业混不下去。我们这方面是比较软的，比如说互联网图书打折的问题，我一直讲，这个主动权是在出版社，并不在互联网，互联网能把你出版社的书抢去吗？抢不去。你要守住底线，保本微利才发货，它卖多少你不用管。为什么要加强行业自律、规范协调价格呢？因为恰恰是有些出版单位不守这个底线，自毁家业，结果使网上发行有机可乘，各个击破，搞得你越来越被动。这就是我们行业自律不够，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第五，要改革协会活动方式。首先要做好服务，完全转到服务的轨道上来。中国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往往成立一个组织、成立一个机构都想成为企业单位的婆婆，要权要管，这种思路是违背现代管理的，不应该这样，而应该是做好服务。目前要解决全行业一个单位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就要构建全国性的交易平台和全国性的维权机制，聚集力量，集中解决。其次要提高行业知名度，把协会办成一个出版家之家。从明年开始，我们理事会和出版年会将结合起来，在年会上发布前一年重要的信息，表彰年度优秀个人、优秀单位、优秀品牌，造成一定的声势。我建议大家考虑，将明年的理事会前移到一季度召开，发布上一年的信息，表彰功勋人物，搞出点生气。协会就是协会，别把协会会议也搞成行政的会议，大家坐下来听报告、记笔记、散会就完了。不要搞成这样，而要搞成生气勃勃、促进交流、合作和发展的行业会议。
 

二、当代中国出版家的重要使命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决定国家命运的改革攻坚阶段，今后七年的改革，将直接决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能否实现。最近，中央就推动文化改革发展，一月之内连续出台七个文件，改革发展之势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可以说，当前的形势还是非常有利的，多年来很少一下子出台这么多文件，围绕文化公共服务、文化贸易、文化产业扶持、“三跨”发展等领域，推出包括土地、财产、人员福利、社会保障在内的一个新的政策举措。面对这样的形势，我们不能只是评价这些政策怎么样，更是要明确自己要做什么，要认清和实践建设出版强国这一当代中国出版家的使命，努力思考怎么改革发展、怎么完成我们的使命。

中国的出版业是值得我们自豪的，选择了出版业就意味着我们选择了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核心产业。中国的出版业、造纸和印刷术曾对人类文明做出过重要贡献，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智慧，是载入世界文明史的重要方面。今天的出版家也应该延续使命，增强责任感，把古老的出版文明推陈出新，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出版强国，为文化强国建设夯实基础。出版的价值不但是继承几千年的文明，给子孙后代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更重要的是它必将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地流传下去，保留民族记忆、传承中华文明，延续中华民族的血脉。

当代出版家要从民族文化繁荣发展的时代要求去看待自己从事的事业，增加对出版行业的自信。如果对出版行业都不自信，那么你对中国的文化谈何自信？对中国的文化不自信你就缺乏时代认同感，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也都是虚的、假的。文化认同是最基础的认同，如果文化不认同，就谈不上对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更谈不上道路、理论和制度认同，这是最起码的道理，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自信。虽然我们已经迈入数字时代，互联网、大数据、全媒体传播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新的困难，但归根到底，根基的东西还是出版文化、承载几千年精神、智慧、文明的经典。

目前对出版要有清醒的认识，它是要继续发展、而且永恒发展下去的一个行业。有的同志担心纸质出版的份量、形式赶不上新的传播载体和传播渠道，这是不必担心的。几千年的传播发展过程不是走过来了吗？从肢体传播到语言、文字传播，从印刷革命到无线电、电报、电话和广播、电影、电视，直到现在的互联网，变化的都只是传播的载体和技术的平台，思想、精神、文化的内容是永恒的，而且没有看到哪一种载体出现就把另外一种传播形式消灭了。现在有了互联网，有些人就动摇了、紧张了，其实没有什么，最关键的还是我们要有好的作品、好的产品，出版在文化建设方面的基础性的地位和作用是长期的，不会发生变化。我们一定要按照中央的改革发展部署，增强历史责任感，在文化强国建设中发挥主力军作用，抓住改革发展良好机遇，加快推进出版强国建设。就这个问题，我想给大家提一些建议，讲五点意见。

第一，在多元竞争中锤炼定力。目前的世界，我们看不出资本主义能够终结社会主义，也看不出社会主义能终结资本主义，世界将长期是一个多种制度并存的时代，政治的多极化、文化的多元化、经济的全球化，共同构成当今世界各种主义、各种学术、各种文化共同互鉴、竞争发展的局势。作为出版业，我们就要在这种多元竞争中有我们的主导、有我们的主体，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道路，也是文化发展的要求；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为主导地位，以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来处理当前发展中的一切文化现象，坚定我们的文化理想。

作为一个出版家，多种风吹来的时候不能转了向，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些年我有个深切的体会，大的出版集团在这一方面做得很好，有实力的出版社在文化选择上定力也很强。恰恰相反是那些为生存奔波、“小而烂”的地方出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作品。这一点更加证明了加快推进改革、转换体制的正确方向和迫切性。产生导向问题的根源不是体制的问题，不是说事业单位的导向就正确了；恰恰相反，现在事业单位出的问题最多，基本上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是下面的小报、小刊出来的。我没看到哪个出版集团搞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这就是定力，文化选择要有自己的水准、有自己的品位，通过优秀的图书来提升人们的核心价值观。价值观的养成，是一个人在文化的熏陶下逐步培养起来的，不是上一两天课、接受一些培训就能养成的，其中图书发挥了根本的作用。中央领导同志最近一再强调干部要读书，从内心里边来体验，要增加社会的公平正义，自觉为人民服务，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所以，在图书选择、产业发展、市场竞争等各个方面，我们都要保持文化精神，坚定文化信仰，坚持文化方向。否则，在复杂的环境下，我们就会把握不了方向。

当前的情况，也是相当复杂的，世界上价值判断对立也是很明显的，主要是新闻、舆论、文化的价值上，既有制度导向，也有利益导向，更加增加了复杂性。对此，出版家要有正确的观察、分析、认识和判断。因为你选择保存的文化是要传给子孙后代的，不是报纸、互联网，一天两天、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不要的。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定力，我们的文化强国建设就强不起来。

第二，在深化改革中增强活力。从出版业的总体情况看，发展活力和创造精神都还不够，这也是当前中国各项事业都面临的问题。今年是改革的攻坚年，对今后七年的出版业改革，中央也作了一些部署，重点是在以下八个方面继续深化改革。

一是要理顺管理关系。要加快推进四分开，形成三个主体。在进一步明确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管办分开、政府与社会组织分开的基础上，三中全会强调要理顺政府、党和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关系，推动形成党政管理主体、企业文化市场主体和公益文化服务主体。现在这些关系还没有理顺，还在粘连着，要尽快解决，推动形成独立的市场主体或者是事业法人主体，摆脱长期以来作为党政机关附庸的局面，改变缺乏独立创新精神、缺乏独立决策能力、缺乏承担社会责任能力的局面。这也是今年改革的一部分。

二是要深化转企改制。出版业改革提出要三步走，第一步转企改制，第二步股份制改造，第三步公司制改造，就是上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现在是大部分企业都完成了，有的还没有完成，要三步同时走。社会上有些混淆观念，把文化企业的转企改制和国有企业的转制混为一谈。文化单位的转制，国有文化事业单位先转企后改制，国有企业本身就是企业体制，这是两码事。最近中宣部、文化体制改革办公室、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都对今年的转制任务提出了具体要求，已经转制的企业要加快股份制改造，推动实现混合所有制。中央还有政策，混合所有制的单位可以职工持股、管理层持股，不是混合所有制就不享受这些政策。

三是要推动“三跨”发展。落实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兼并重组，是对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个明确要求。为什么要实现“三跨”？因为部门所有制、地方所有制、单位所有制之下，出版业很难形成一个行业，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三跨”发展对我们有实力的出版机构、出版集团来说是重要的发展机遇。全球出版业这十年的发展，基本上跨国公司通过兼并重组扩大他们的实力范围。而我们的出版是单位，还都是国有的，居然打不破部门、单位所有制，确实令人奇怪。这些事情我们都做不到，还怎么到国际市场上去竞争？

四是要完善市场体系。这个市场体系有几个方面，包括要素市场、产权市场，三中全会也讲了，所有的股权都要成为市场上可随时上市流通、交易，这就是股权市场。除此之外，还有版权市场、产品市场，还有技术市场、人才市场，等等。最近已经出台了几条完善文化市场的措施，从各个方面进一步完善文化市场体系。

五是要调整产业结构。现在大家都意识到要升级换代，你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还不够合理，你的级还没有升、代还没有换，还是沿用五十年前的那些加工内容、生产模式，所以你感到非常被动。去年全国的广告市场，新媒体已经超过了传统媒体，电视广告更是急剧下降。这就说明你的产品结构急需调整，适应市场需要，采用更新的技术和更现代的传播平台，把你的内容传播出去，增强你的影响力。

六是要整合社会力量。加强与民营资本、民营书业、民营出版力量的合作，将现实的出版生产力，整合到出版强国建设之中。电影电视环节出台的制播分离，一下子搞活了电视剧、电影创作生产，其中90%的投资都是民营的。这次提出出版也要有一个制作、出版分离，引导民营力量进入策划、编辑、加工、发行环节。最近一些老社长、老总编和民营工作室的同志跟我说，民营工作室非常活跃，潜力大得很。反过来说，我们国有出版集团、出版社要考虑怎么样把这个力量用到我们的发展上。中央作这个决定，是考虑到调动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这个大局。民营文化企业要参与国有文化企业改革是三中全会决定的，分不同的领域，有的可以控股，有的可以参股，有的可以收购自营，这些改革措施要很好地利用上。前些年，我们在这方面作了一些探索和试点，积累了一些经验，有一些是很成功的，既使民营的力量得到充分发挥，又使我们国有的出版业不断发展壮大，健康繁荣有保障，出版实力不断增强，这些做法大家可以积极总结、推广。

七是积极参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公共服务也要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通过政府采购，养事不养人，推动建立文化公共服务体系。这对我们出版业是很大的机会。大家能感受到的、参与的几个公共服务项目，民族出版项目、农家书屋建设项目，都对我们出版行业带来了极大的经济效益。在任何国家，政府采购公共服务都是企业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不要错过了这个机会，要积极参与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这是一个重大的改革问题。

八是加快“走出去”。中华文化“走出去”，提升国际竞争力，出版的作用和地位是最重要的，因为真正的文化影响是通过图书在思想、意识和精神上产生的，一本书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一本书改变一个家庭方向的事情例子多的很。出版的开放水平已经提高了，对外图书的出版权都放开了，出版社、民营的或者个人的出版机构，只要是做外向宣传的书都可以给予出版权，我们的出版集团和出版社更要加一把劲。要把中国最优秀的图书产品推到外国去，真正地传播中国的文化精神。

第三，在融合发展中壮大实力。中国的出版业，这几年实力大增，就其能力、产品、市场来说，在国际上也都是数一数二的；但是从文化影响力的角度讲，我们的国际竞争实力还不够，这是很明显的。这里面有文化、概念和意识形态差异的原因，但更多的还是我们参与国际文化竞争的能力还不够强，中国还没有具有世界影响的跨国公司。中国出版业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融合创新。融合发展是一个大问题，从大的方面看，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在融合，中国目前的复杂形势就在于我们正处于三大文明碰撞融合的期间，各行各业也都有融合发展的问题。当前，我们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加快推进融合发展，壮大出版业实力：

一是推进内容融合。吸收、借鉴人类文明成果，传承中华民族优良文化传统，打造我们今天的文化精品，需要融合。过去很多外国朋友问我，哪一本书能够说明中国的过去或者现在？哪一本书能够说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所发生的变化？我回答不上来。我们的一些经典侧重于过去的历史经典，讲的是几千年的东西，特别是诸子百家、经典文献。新书有一些是讲我们今天的，比方说一些有世界影响力的作家小说，讲的是某一个局部，是反右派时期的新疆或是走向现代的高密，外国人从中看不到或看不清现代的中国。怎么能反映现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怎么能说明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出版业在“走出去”方面推出更多的精品力作，使人家能够理解、能够信服。这就需要内容融合，关注全人类、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和现象，彰显中国的特色，用融合中外、贯通古今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传播中国的新形象、好声音。

二是推进技术融合。这也是现在的一个坎，在数字化、互联网和大数据传播的格局下，技术手段是个重要方向。出版业作为依靠技术、依靠载体的行业，更要使用新技术。我们一些大型出版单位，在这一方面速度还不够，更多的出版企业利用新渠道、新平台传播自己内容的技术融合还不够先进。

三是推进业态融合。由于过去管理的体制问题，出书的只能出书，办报的只能办报，做广播的只能做广播，办电视的只能办电视，放电影的只能放电影，这种文化生产模式已经不适应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要切实加强业态的融合，形成一种信息多渠道传播、多平台传播的格局，整合发挥它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并不是说现在出版集团再办一个电视台、办一个广播，而是要加强融合，通过兼并、重组、参股、控股，进入到各相关领域去发展。过去还有一些政策限制，现在中央出台了“三跨”发展的文件，为业态融合提供了政策支持，有些出版企业已经做了很好的探索。

四是推进产业融合。企业是产业的基础，产品是企业的根本，产业的融合就是产品、企业向产业的方向融合，重组优势产业、优势资源、优势市场，造就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品牌市场，解决当前发展中的一些难题。近段时间，一些同志反映当前发展中遇到了一些难题，主要是出版业诚信体系建设滞后，资金链绷得太紧。目前，国内最快的行业资金周转一年六次到七次，出版业现在搞成什么了呢？几年一次，有的同志跟我说十四个月能够周转一次都谢天谢地了！这是什么业态呢？搞成这样子怎么去发展？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要下工夫做一些调查研究，改变目前这种发货代销结算的方式，用市场诚信体系来解决，用金融支持来解决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市场不统一的问题，区域性的市场带来了区域性的发展，但是也给全国统一大发展带来了障碍。现在全国的出版市场是分割的，中国出版集团、中国教育出版集团、中国科技出版集团这些中央出版机构，居然都找不到地盘，找不到哪里是它的根据地，市场都给地方包了，到哪儿都要求爷爷告奶奶，在分割中找发展、在夹缝中求生存，都成了这个样子。优势集团、优势产品，应该有最广大的市场，现在却碰到了壁垒，所以要加强市场监管，推动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几年前我们就提出三大平台的设想，仿照电网的形式把我们国有的新华书店打通，搞上一个南网、北网，请一些主导企业牵头、国家支持，建设大的物流中心配送体系；然后再建一个网络交易平台，所有的出版机构都在这个平台上交易，大家分享全国统一的大市场。

第四，在守正创新中焕发魅力。出版业、出版文化有很强的魅力，是人类精神成长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如何把它的魅力发挥出来？有时候看到互联网那么热闹、电视那么热闹，好像我们出版的吸引力、影响力有些招架不了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们出版有自身的优势。读书使用方便、健康卫生，像家长禁止小孩上网，禁止小孩看电视，但没有家长会禁止小孩读书，这就是它的优势；有光就能看书，这也是得天独厚。

目前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要坚持守正创新，切实发挥出版业和出版文化的魅力。一方面要守正，坚守文化价值，坚守文化传统，坚守文化精神，这个是出版必须要做到的，我们要把文明传承下去，要把正的东西传承下去。另一方面是要创新。十七大的时候对文化创新专门提出了七个方面的创新，我们出版行业讲创新，不是一般的包装形式、版本、设计等技术性创新，而是要在文化内容上融合创新。比如说，像《三字经》这样的书，能够脍炙人口，家喻户晓，还有其他历代经典能长期传下去，就在于它传承创新了中华文明。我们也要有这样的时代作品。文艺作品要适合现代的美学思想，表现现代的社会情感和生产生活，强调通俗化、大众化，让人家能读懂、好接受。专业学术著作的受众小，不是大众读物，更要增强图书的内容创新。儿童作品，国际上一些儿童作品在中国很有市场，故事编得小孩子非常喜欢，我们要通过坚持文化精神，创新文化内容来提高图书的吸引力、影响力，让人家爱读、愿读，这也是一个重要问题。现在强调出版图书的质量，所谓质量就是文化品位要好，读者要多，市场影响力要大。如果把图书质量搞得干巴巴的，人家谁都不愿意读，那你等于没质量。在出版创新发展中，要学习借鉴一下电影、电视剧、广播、互联网的表达意识，把一些好的元素运用到图书出版创新上来，满足当代的年轻读者的需求。我们国内图书的影响力、市场的吸引力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前提是守正，不搞乱七八糟的东西；出路是创新，好的内容要有好的方式来表达。

我们文化界有一个缺点，往往是一讲坚持主流文化，严肃纪律，它就僵化了，“左”的东西就来了，走一步退一步，反反复复。守正创新，既要坚持我们的文化精髓，又要创造我们的文化活力、文化魅力，敢于创新。经常有人问我说中央精神变了没有，是松了还是紧了，收了还是放了，“左”了还是右了。我觉得挺奇怪。其实近年来中央是一贯的，没有收过也没有放过，没有松过也没有紧过，没有“左”过也没有右过，我们始终是坚持改革开放时期的出版方针和政策。为什么社会上会有不一样的感觉？那就是我们治理的能力、水平的问题，是贯彻执行中央决策不准确的问题。

第五，在内外开放中提升能力。一个企业、一个产品、一个渠道、一个模式，我们的传播能力提不上去的。要统筹对内对外开放，开展高水平、多层次、全方位的合作，提升我们的传播中华文化的能力。

一是对内开放要积极有序。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参与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支持国有出版单位进入市场、发展壮大。当时都讲过，留给国有出版单位的准备时间是有限度的，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了，你是不是准备好了？是不是能够进入市场去竞争了？如果准备好了，我们开放的步伐就要进一步加快。在资本方面，出版权、播出权坚持特许经营，其他环节都是要开放的，包括资本开放。实际上，出版传媒企业上市，成为公众公司，就已经开放了资本。下一步还要进一步开放，各个环节上会有不同的资本进来，这就要发挥国有出版集团、大企业的主导作用。在出版创造力方面，全民族文化创造，需要激发每个人的文化创造活力。民间的出版力量是现实的出版生产力，要进入体系，这是很大的开放。这些年的实践证明，每开放一个环节就会出现一个发展的力量，但也会带来相应的问题，这就需要出版集团和大型出版企业发挥主动性，积极主动地引导开放后的力量能够进入发展的体系，增强国有企业的控制力，保持国有企业主导和民营企业公平竞争的良性态势。

二是“走出去”要创新途径。中央要求提高开放水平。出版业提高开放水平，不单单是参加一些书展、参加一些书市、参加一些活动，而是全方位高水平地开放，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出版业全球市场是一个竞争开放的市场。前不久，国际出版商协会主席给我建议，中国在融入世界市场之前，可以先把书展、书市这些市场行为融合进全球，参与到全球的出版业系统。现在，我们还没有进去，现在是政府决定参加这个书市、参加那个书市，给你一点补贴，拿几本书去展一展。多数还基本上是这个状态，根本还谈不上开放。要推动资本走出去，资本化、本土化，鼓励国有、民营、社会力量走出去，去办报、办社、办刊、办电视、办广播、办互联网。资本走出去，跨国去发展，在境外生根，既是融入国际市场，也是我们的文化扎扎实实地走出去。

三是要开展多层次合作。政府有政府的合作，行业有行业的合作，企业有企业的合作，这种多层次合作发展非常有利。我们现在有成功的例子，有国有出版企业到外面去办出版，站住了脚，盈了利，办出了影响力。现在多层次合作中的主要问题是企业之间的合作有待加强。政府只能起到示范，行业协会也只能给大家搭桥牵线，真正的合作实体在企业。你怎么样去合作？怎么样发展？兼并重组相关企业，利用它的发行网络，这是企业最实质性的活动，也是文化产品真正走出去的重要环节。过去我们走出去主要靠外宣，现在我们改变了方式，内宣外宣要合并。走出去核心是文化市场走出去，产品走出去，而不是政府走出去，要改变这种思维。大家回想一下其他国家的文化传播，早期日本的电视剧，一休、阿童木影响了中国的一代人；后来美国的电影大片，通过市场，既赚了你的钱，也影响了你的价值观，所以人家做得多合算。我们的走出去，国家拿钱请人看，既花了钱，对别人影响也不大，这样走出去就不行。所以，走出去合作，企业是最重要的环节。

四是要加强与国际机构的合作。最近，近平同志专门访问联合国国际机构，出访的谈话中讲到，中国毕竟要跟世界融入到一起，与国际机构、联合国的机构加强合作交流对我们没有坏处，而是有更多的好处，尊重、了解、同情、支持，甚至于达到理解。我们版协也要加强与国际机构的合作。工作报告上讲的亚太出版商协会、国际出版商协会、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等国际组织我们都有合作，国际合作与交流，为我们整个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这里，还有一个多方面结合的问题。国家强调文化要和商贸结合，把商务合作的通道也建成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有大量的经贸项目，每一个经贸项目就可以建设成一个中国文化中心，结合中国的技术、中国的设备，传播中国的文化。所以，经济跟出版要主动地接轨，中华出版促进会的成立就是和商务部合作的产物，准备到商务部项目所在的地方，组织出版的力量，把中国的出版带出去。还有一个，就是要与投资接轨，中国在世界上的投资越来越大，每一项投资项目、投资工程，开发一个大的开发区、一个港口、一个机场，也要努力成为一个文化传播的窗口。过去往往是单打一，自己搞自己的，其实完全可以合作。另外，还要注意国内外企业之间的合作，比如说有的出版集团在为华为的产品做软件，就很好地传播了中华文化。

面对目前这样一个形势，针对出版业在改革发展中存在的一些带有普遍性的困难，我给大家提出了这五点建议，希望我们出版行业各位同仁，抓住深化改革、融合发展的机遇，在守正创新和中国立场、世界表达上下工夫，从根本上提升出版能力，做好当前的出版工作。今后七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也是文化体制改革的关键阶段，希望大家全面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中央最近出台的一系列的文化政策文件，明确文化体制改革各项任务，增强信心，攻坚克难，继续完成好改革发展的任务，扎实推进出版强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