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重要的话题是高质量发展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 谭跃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鉴往知来，一方面，过去40年，中国出版业实现了一次大发展大繁荣，不仅彻底改变了上世纪80年代初市场十分短缺、供给严重不足的问题，还呈现了一个高速的、大规模的增长状态，甚至众多出版指标跃居世界前列。比如，我们的图书品种从1978年的9000多种增长到2017年的50多万种，增长了50多倍，位居世界第一。我们的印刷业总量位居世界第二，整体出版市场也位居全球第二。中国出版集团是2002年成立的，成立16年来资产总额从50亿元增长到200亿元，翻了4倍；营收从24亿元增长到110亿元，翻了4倍多；利润从1.6亿元增长到10亿元左右，翻了5倍；其中十八大以来的营收和利润平均增速分别达到22%以上，迈入“三百亿”集团行列。从以上说到的这些数据可以看出，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让我们整个行业的生产能力获得极大解放，让我们的企业化运营能力获得了极大提升。可以说，如果没有这几十年的持续增长，就没有这么大的产业规模，就没有出版繁荣发展的局面，也不可能充分满足大广大读者对阅读的迫切需求，更不可能逐渐走到世界舞台上参与国际竞争。

   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在行业规模快速扩容的同时，我们的产品质量问题越来越突出。我们来看两个数据。第一个是，单品种平均印数从1994年的6万册下降到2017年的1.8万册，下降了三分之二多，这说明单品种的边际效益是逐年在下滑的。我们集团去年的图书品种突破2万种，但销量在1万册以上的只有1200种，占比6%。第二个数据是，目前一本新书在货架上的动销时间大概在3个月左右，如果3个月没人买或者销量比较小，就基本回仓库了，这样的书在整个市场的占比恐怕不是个小数字。这说明产品的平均生命周期越来越短。不仅如此，市场上的重复跟风之作、粗制滥造之作层出不穷。大家日益感觉到，书的品种越来越多，可好书越来越少。这些都说明，我们依靠增加品种规模、依靠数量扩张的增长方式越来越难以持续。

   我们再看看国际同行的案例。培生集团在过去几十年中通过大量并购实现了快速的规模扩张，成为国际出版巨头。但最近几年，它开始频繁出售旗下的资产，2013年卖掉市场资讯公司，2015年卖掉了《金融时报》《经济学人》杂志，2017年卖掉了华尔街英语和环球雅思。为什么呢？培生集团首席执行官约翰·法伦表示：“将会投入到全球教育服务领域，以加速培生进入数字化教育服务和新兴市场的步伐。”在培生卖卖卖的背后，是传统的规模扩张模式难以为继，是对新的增长模式的探索与渴望。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文化供给增强人们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黄坤明同志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词，文化改革发展必须聚焦这个主题。因此，无论是从贯彻中央精神，还是从行业和企业发展的实际来看，下一步最重要的话题就是高质量发展，下一步要走的路就是高质量发展之路。出版产业是宏观经济的一部分，既有自身的个性，也要潮汐般的共同性。出版产业的下一步和上一步是相联系的，看清了上一步的轨迹也就基本廓清了下一步的逻辑。在生产主体一线和市场终端前沿的交叉点上，只要静静地想一想，有一个念头就会越来越清晰，分量也会越来越压人，压得人不由自主地要喊出，最重要的话题就是高质量发展。这大概是下一步出版产业的主题。

   规模与质量既对立，又统一，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着不同的重点，侧重有所不同。从过去看，规模就是质量。从无到有，从0到1，本质就是在量中含有了质的意义。上世纪80年代的“书荒”问题，反映出的是我们的出版规模太小，离满足读者的精神需求距离太大的问题，因此过去40年必然呈现规模的大扩张。从未来看，质量就是新的规模。质量的第一指向首先是好，但好是什么呢？是新的规模，是好书更大规模地传播。我们追求质量，压缩品种，看似是量的减少，却是另一种量的扩大，读者的需求会更大范围地被激发起来，市场的能量会更大程度地被撬动起来，从而形成新的更大的也是更好的出版规模。生产的高质量，刺激着传播的高质量。传播的高质量又催化着生产的更高质量和更大规模。出版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看似是压规模，但本质是扩规模。这是我们出版人看自己的底气，也是观未来大势应有的眼光。

   对于出版企业而言，高质量关联着内容、市场、经济、产业、机制、党建、人才等多个维度，其中，最关键的是内容质量和产业质量。内容的高质量，主要体现在选题具有政治的高度、社会的广度、思想的深度，凝结着政治性、思想性、大众性，体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文化贡献和市场影响的有效结合与高度统一。在这三条中，最根本的前提是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出版导向，认真履行意识形态责任制，这一点都不能含糊和马虎，导向是1，其他是0，没有这个1，再多0也没有用。同时，内容质量反映的是文化眼光和编辑素质，主要体现为原创精品。当前是中国自1840年以来综合国力最强盛的时期，尤其是经过最近40年的发展，我们在国家治理、经济发展、社会管理、教育文化等多个领域积累了大量成功经验，但还缺乏深刻的学术性、原理性的总结。这为我们做好一流的原创出版提供了可能性。从文化上看，经过百年的“西学东渐”，正在逐渐呈现出一种虽然有点朦胧，但已初露端倪的“东风西行”的气象。莫言、曹文轩、刘慈欣、毕飞宇、陈来等人的作品日益受到海外关注，说明40年伟大的改革开放成果在引起世人关注的同时，中国文化的现代阐释、中国道路的学术表达、中国问题的理论概括将会随之勃发，中国出版的内容创新的黄金期，会越来越清晰地扑面而来。我们是不是处在了一个出版的大时代，处在了一个可能遇到大作家、大学者、大作品这样一个时代？未来是未知的，但迹象是可能的，乃至这种趋势似乎在我们心里越来越看得见、摸得着、可期待。

   那么产业质量呢？它虽然是多方面的，但重点在业态，经济是其表，新业态是其神。它的关键是业态的数字化，而关键的关键是内容的数据化。这是产业高质量的神，抓住它就可能神采飞扬。

   高质量发展是个老话题，又是个新课题，是个系统化的工程，涉及知识积淀和文化修养、历史眼光和现代视野、科技创新和机制创新、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开拓进取和求实务实。我们初步感觉，“六个做优”非常重要。一是做优内容选择和内容生产，二是做优内容传播和阅读服务，三是做优企业制度和内部激励，四是做优融合发展和业态创新，五是做优国际交流和跨国出版，六是做优党的建设和企业文化。这些问题，过去的侧重点是增长，而未来的侧重点在质量，在以质量为中心的全面发展，通过质量谋图更好的增长、更好的发展。万事成因果，质量是发展之果，也是发展之因，是发展的追求，也是发展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