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书林：知识服务需要寻找新的平衡点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渠竞帆

邬书林表示，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给图书馆和出版业带来了众多革命性变化，知识服务水平正在与时俱进。其中最重要的变化就是理念更新了。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书和刊的界限正在融合打通，图书馆和出版业由过去的出书出刊和用书用刊，转变为以人类已有知识为基础，对知识和信息的标引和溯源提供解决方案。除此之外，在信息技术革命的条件下，已形成汇聚作者、编辑、评审人于一体的科研社区，科研服务更加精准，数字化载体形式大幅增长，知识版图迅速扩张，大数据平台加紧建设，知识传播速度越来越快，知识生产成本却越来越低。图书馆和出版业的影响和作用日益重要。

近几十年来，全球STM出版市场规模出现了实质性增长，世界科研生产重心不断漂移。得益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科教兴国的基本国策、相对健全的出版体系和研发投入的稳定增长，中国知识服务正在不断发展。

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统计，目前中国的研发经费与欧盟30国的总和持平，逐步接近美国；据SciVal/Scopus统计，2018年中国科研论文数量为59万篇，仅次于美国的68万篇，位于全球第2。2008年至2018年的10年间，中国科研论文数量占全球科研论文数量的比例从12%增至19%；被引次数处于前1%的论文高被引论文数量占全球高被引论文数量的比例从6%增至34%，仅比美国低2个百分点；尤其在数理化3个学科领域，中国作者高被引论文占全球高被引论文的比例大大增加。此外，中国科研资金及研究人员数量也在持续增长，拉动了科研产出。

然而，中国对科研文献支撑的重视程度与欧美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且科研质量的改进速度远低于科研数量的增长速度。邬书林说，“一个国家GDP的3%用于研发，其中的2%用于文献支撑，国家的创新能力才会有保障。”目前美国的研发投入是2.78%，欧盟是3.1%，而中国2018年的研发投入只占2.18%，今年可能会涨到2.32%，预期2020年研发投入占比将在2.5%以上。

信息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知识的生产，科研产出的增加则需要更多科研投入以满足发展的需求。随着知识传播过程的转变和知识服务需求的增长，学术出版商也在寻求自身角色的重新定位。邬书林表示：“当一个行业提供的服务是不可或缺的，就不用担心它会消亡。我坚信只要我们把知识服务做好了，我们这个行业一定是与时俱进的，关键是要准确把握学术出版的本质功能。”学术出版要充分发挥注册登记创新成果、学术出版质量控制、知识、信息广泛传播、长期保存和提供知识解决方案这5项本质功能。对人类已有知识和创新出的知识，在注册登记的基础之上进行质量控制，质量控制后再做加工，从而帮助科研人员，推动科研发展。

很多如爱思唯尔这样的领先的学术出版商近些年已紧跟信息技术发展的步伐，完成由出版商向信息分析公司的转型，体现了从单一的知识传播者向知识服务提供者的角色转变。新时代的出版商要与科学家们一起，对各类信息、科研数据进行认真鉴别，发表有价值的科研论文；对图书、期刊提供后台支撑，逐步打通图书与期刊的界限，在技术、内容、方法和产品形态上进行革命性的变革，借助新技术，实现古今中外知识和信息的瞬间抓取和分解，为科研人员提供所需的知识服务。“出版商区别于大众媒体的本质就是提供精准、可信、便捷的知识。这项工作是需要投入的，且必须有专业水准。”邬书林说：“出版商的工作就是要帮助所有需要知识信息的人节省时间、更方便地使用。”

邬书林还分享了一个成功转型的例子，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The Britannica Group）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向数字化学习方向转型。虽然现在已经不再出版纸质版《不列颠百科全书》了，但这家公司依托原有的知识和数据开发了针对中小学生、家庭、学者、社区、教育工作者等不同群体的精准知识服务，提供课程产品及语言学习课程，目前该公司收入翻了两番，人员减了一半。

对于普遍关注的开放获取问题，邬书林认为，“我们要在科研论文免费开放和商业运作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要意识到，不要钱的东西是没有价值的，做数据库一定要进行商业运作，不进行商业运作就不可能成功。”以美国化学学会为例，该学会每年都会给旗下的出版社提供5.8亿美元的资助，该出版社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走商业化运作道路，做知识数据库，现在知识服务做得风生水起。邬书林说：“只有认认真真投入，才可能有回报。如果所有东西都不要钱，那么就没有人去做了。其实OA本身也是要投入的，只是商业模式不同。所以出版商与学术界都应把握好这个平衡点，做好知识服务。”

中国政府对知识服务领域的发展高度重视，正在推进从出版大国向出版强国转变。去年，中央深改委第五次会议专门研究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研究深化改革加快中国科技期刊的发展问题。提出到2030~2035年中国学术期刊进入世界一流水平。日前《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若干意见》已经下发，科技期刊改革发展的文件正在审核之中，中国出版业现在到了一个关键期。对此，邬书林表示：“图书馆界和出版界要有战略定位，下大力气共同做好知识和信息的有效使用，发挥好知识服务的作用。中国要改变在世界文化、科研等领域的地位，不是五年十年的事情，但是中国人一旦奋起直追，可能三四十年间就会有重大改变，这个过程需要图书馆界和出版界参与进来，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做好知识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