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会拉开出版变革新序幕

 

2013年末，中共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因其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心，成为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注目的焦点。

对已经全面完成转企改制的出版界而言，改革已经步入深水区。出版下一步改革风向究竟如何？三中全会的决定以非常大的篇幅专门谈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显示了中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视和决心。作为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中最基础、最重要的力量，出版界、出版企业家们对三中全会之后的出版新局寄予怎样的期望？

尤其是，三中全会确定，要求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府和组织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出版行业如何自治和自律被提到日程上来。则出版行业协会——中国出版协会如何加快职能转变，更好的扩大服务内容，发挥作用，促进行业的改革发展？

在此背景下，中国出版协会六届一次理事长会议在京召开，众所瞩目。

在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柳斌杰看来，三中全会《决定》的重大突破在于，民营企业可以参与国有文化单位的改革，甚至控股国有文化企业。（《决定》提出，鼓励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发展，降低社会资本进入门槛，允许参与对外出版、网络出版，允许以控股形式参与国有影视制作机构、文艺院团改制经营。）“那么，我们这个队伍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所以，深化改革要加快推进，下一步就是股份制的改造，公司制的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柳斌杰表示，下一步，出版机构的内部机制将发生很大的变化，他称之为“三步走”：先把公司建立起来，转企改制，然后进行股份制改造。

而第二步改革的方向，就是要建立全国打通的流通体系。在柳斌杰看来，出版物的大流通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各地坚守自己那一块市场，分割现象非常严重。下一步，国有新华书店、民营、邮政系统，包括互联网等几个方面，要组成统一的全国流通体系。

第三步，宏观上要继续理顺党委和政府、行业管理和政府管理、企业和职工的关系，柳斌杰称之为宏观、中观，微观的关系。“国有企业改革要解决什么？核心是要解决职工和企业形成命运共同体、利益要连起来的问题，最好的方式就是股份制。”柳斌杰表示，一些大出版社搞不好的原因，就是员工的利益不能在大平台上得到满足，“其实，工作室重要的大部分工作继续是我们出版社的人做”。

第四，创新发展的问题。出版是最有文化品位的行业，社会上文化传播影响力最大的就是出版业。“虽然文化传播有十一二种产品，但广播电视一个小时就没了，互联网一闪而过，只有出版是永恒的产品，是国家文明历史的记录、民族的记忆的最好载体。”柳斌杰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从内容、形式、平台、技术、渠道、手段等各方面全面创新，建立出版新的模式。而最终，出版是要引领中华民族的文化大潮，每一个时期形成文化的影响力。

在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长刘建生看来，三中全会《决定》中所提到的16个问题、15个方面，每一条、每一点都与出版改革、出版建设和出版发展息息相关。如，经济体制改革直接影响到出版产业的做大做强。“我们的企业化、公司化、股份化如何推进？包括下一步有没有可能在我们出版产业实现股权激励的实验和尝试？市场决定性的作用对于目前的书号审批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有没有影响和挑战？还有特殊管理股、特许经营如何把握等等。”

而政治体制改革更是关系到出版的方向、意识形态管理，文化体制改革关乎出版的文化厚重。在刘建生看来，出版最有价值的，“还是文化的积累和传播。我们应该从这个层面考虑出版业对文化的继承和传播，对社会的支撑”。 

刘建生透露，在起草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之前，中央对文化和出版方面的改革进行了统一谋划，成立了专门的调研组、协作组，开始工作一两个月了，而且很有进展。三中全会《决定》正式公布后，特别是经过三中全会全体成员修改后，文件精神正在逐步形成行业整体的方案。

最近，中宣部领导同志在谈话中提到近期将对网络出版考虑一个系列的管理办法。“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工作，怎么在法律法规层面把出版单位的权益能够写进去。”刘建生表示，现在《著作权法》有了，著作的权益已经有了保证，但出版单位的权益保证还非常薄弱，尤其是，进入网络生态后，出版单位的权益怎么保证。

过去，中国出版协会的前身为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为党委群众工作的一部分；而现在，作为行业协会的中国出版协会为社会职能化部门，将承担维护行业利益、服务行业发展的重任。“我们的政府、党委如何才能放心地把职能化转出来让社会管理呢？则协会应当依法办会、科学办会、民主协会；协会的工作、决策、运行应当规范化、制度化、经常化。”柳斌杰如是表示。

由此，除会员代表大会、常务理事会等中国出版协会章程规定的议事机制外，中国出版协会六届一次理事长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会议规则》，中国出版协会将建立理事长办公会，固定章程以外的重大决策由集体决定。

“科学决策、依法执行、民主监督、纠错机制，版协要按照这个规则来办，尽量扩大执行范围，参与的范围，集中行业的智慧，解决我们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否则，我们这么大一个平台发挥不了引导行业的作用，慢慢就变成小平台了。”柳斌杰说。

2013年，中国出版协会举办2013年北京图书订货会，订货码洋达37.2亿元；组团参加第23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首次举办中国出版馆配馆建交易会，主持评选第四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受总局委托评选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装帧设计奖，受托主持评选解放军出版奖装帧设计奖，召开数字化出版发展趋势下如何做好编校工作研讨会，重建中国出版协会网站，为出版单位举办了全国出版社编校人员业务培训、新编辑业务培训、策划编辑业务培训、互联网出版物管理营销培训和出版材料管理人员业务培训，筹建中国游戏数码港，支持开发图书公益广告，举办第七届两岸杰出青年出版专业人才研讨会，组织中央展团参加第九届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主办第十八届两岸四地华文出版年会，出席2013亚太出版商联合会年会，反映和代表行业利益，提供服务，开拓市场，带领业界打开海内外的关系，“做出了优异的成绩，有目共睹”。中国出版协会副理事长、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表示。

在黄书元看来，中国出版协会是代表众多分散出版企业的组织力量，可帮助解决单个企业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促进行业发展。“希望版协成为代表我们出版工作者的利益，促进全行业发展，规范出版行业运行的行业性群体。”他的具体建议是，协会可积极代表会员向党和政府提出更多更好的政策建议，加大同国外出版业交流与合作的力度，更好的促进行业的改革发展。

他建议出版管理部门把管理权限更多的下放给行业协会，如出版行业的评级、评优、质量检查、评奖等管理权限。“版协聚集了本行业大量的专家，把关应该是没有问题。我们的管理部门也可以减负减压，把精力放在更加重要的监管的职能上”。

今年上半年，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把出版单位评估这项工作交给了版协。从长远的发展来看，更多的工作，如行业标准、信息发布、资质认证、从业教育培训、表彰评奖、出版单位年检，举办专业展会等，政府可转交给行业协会来承担。

“我们要有实力，才能承担由政府部门转移出来的这些工作。”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刘建国表示，将继续深化版协体制、机制改革，迎接新闻出版改革带给行业协会的机遇和挑战。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邬书林，中国出版协会在京副理事长、部分常务理事，中国出版协会各工作委员会负责人，中国出版协会机关副秘书长出席会议。(本报记者 陈香)